何丽向闫家沟原村支部书记王保荣询问荣校遗址有关情况

门面已经完全塌坏的老窑

完全损毁的老窑

下寺湾的老农民—已经67岁的刘文富老汉回忆荣校小剧团演戏

下寺湾人大主席南梓富

站在窑洞前思绪万千

    离旧楼不远还有个不大的土戏台。台上除了厚土什么也没有。当年一说荣校剧团要给休养员和老乡演小戏，那台上台下就都被大人娃娃站满了。你哪知道，就这，在当年的甘泉县都算是很有名声、很了不起的啦。

    而引起只有30多户人家的下寺湾人颇为自豪的是，这个小山村曾是陕甘晋省委所在地。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在吴起镇住了11天后，就前往下寺湾。毛主席在这里住了3天，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央常务会议。毛主席“刀下留人 停止扑人”的重要指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从而制止了肃反扩大化。谁也不曾料到，下寺湾这个小山村和毛主席曾经住过的窑洞，而今已成为人们参观革命圣地延安时，必前往瞻仰的革命遗址。

    自从“延安革命荣誉军人学校”在这里安家，下寺湾这个小村子的名声就更大了。它所以名声大了，主要因为：一、荣校职工和学员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英雄、功臣多；二、在大生产运动中，荣校这个特殊的群体，表现出部队能打硬仗的作风，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三、荣校有个剧团，虽然人数不多，没什么名家名角，也没有演过大戏，但时常在村里的土戏台上，演些传统秦腔小戏和自编的小节目。这很受当地老乡的欢迎。听说，有时还有从延安、从甘泉县骑牲口来看演出的。     

    2009年9月，我和老伴前往延安寻找当年的记忆。我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四位同志陪伴下，在下寺湾巧遇甘泉县县委书记刘志坚、下寺湾人大主席南梓富。二位领导同志非常热情。为给我们离开延安60多年后前来寻史提供方便，特别找来文化站长贺全军作向导。

    在我们寻史的阎家沟坡上，遇到一个76岁的老汉叫刘文富。他知道我们的来历后，热情地、神采飞扬地讲述着他记忆中的荣校、剧团、演员和当时的快乐。他还回忆起剧团有个叫李莎的，戏唱得好的很。只要有她唱，他回回都去。还有个叫杨万万的，那只要在幕后喊上一嗓子，看戏的都给他叫好呢。还有个叫刘安的娃，当年14、5岁。人聪明、戏唱得好。他是荣校一个姓何的科长的通信员。晚上只要唱戏他都上台，唱啥象啥，嗓子亮得很。

    我们几个在老汉的感染下都激动起来，不由得脱口而出：您老乡不就是当年剧团的“铁杆粉丝”吗！不料，这老乡对“铁杆粉丝”不但熟悉，而且还那么有感情。听罢我的话，竟然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当时我很激动也很感慨：这山沟里的老农，和大城市和时尚真是接轨了。我想，当年这个条件简陋、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服装、道具，也没有名角的小剧团，上演的又大都是些不起眼的小节目。就是这样的演员和节目，不但受到老乡的欢迎，而且留给了他们几十年的感动与记忆。而且这些演出也丰富了荣校的生活、给伤残休养员带来了快乐和欢笑。这不但成为他们战胜伤残疾病的动力，而且也增强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难怪呀，荣校和它的小土剧团，能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如此深刻、生动、鲜明的记忆。

    刘老汉的讲述，让我难掩内心的激动。因为他提到的李莎、杨万万、刘安这三个人，正是我父母寻找了几十年的荣校老人。尤其他说的那个给何科长当通信员的刘安，1947年疏散时按上级规定被就地安置，以后再没有音信。而老人说到当年荣校总务科长何炳文，正是我的父亲。刘安就是他的通信员。他是12岁到父亲身边工作的。因为是陕北清涧人，所有的当地的民歌、快板书、说唱、秦腔、媚糊等等啥都喜欢。天生是个唱戏的坯子。而且学个什么快得很，关键是戏唱得好。剧团不但喜欢他，而且需要他。所以一到晚上，他就成了剧团的人。刘老汉是他的粉丝也就不奇怪。关键是老汉的回忆，唤起我急切想得到刘安消息的愿望。真是天随人愿，他旁边的一个老乡，居然是刘安家的邻居。刘安老夫妻虽然都已去世，但他的大儿子就住在这阎家沟。我离开延安的时候不到6周岁，而我返回延安并得到刘安及他家人消息的时候，则是62年之后。这就是我和延安的缘分，就是我们家和刘安家的缘分呀。

    父母在荣校的时候，正是全体管理人员和休养员，都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参加的大生产运动。上山伐树烧炭的，放羊、捻线、织毛衣毛袜手套的，养猪、鸡、开荒种粮种菜的，种棉花纺线织布的，脱坯烧砖、采石打窑的，干什么活儿的都有。到处呈现着一片不分男女、不分军民、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别看荣校有那么多的伤残人员和妇女娃娃，几乎都没有一个闲着的。虽然形势很好，但这些人的生产状况太艰难了。你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你就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人世间，难道还有这样自觉自愿、热情高涨的、各种不同等级的残疾人劳动大军吗？你要知道，他们虽然缺胳膊少腿，虽然头上缠着绷带，胸膛里还有没有取出来的子弹，但他们都在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有目共睹的是，荣校的叔叔阿姨们，以他们亲身的经历和劳动，不但解决了自己吃穿用的，还向前线支援了大量的装备、食品，甚至还动员当地老百姓输送了不少兵士、民工。

    父母亲在荣校工作生活了5年时光。荣校留给他们的，除3个可爱的儿女，就是永远铭刻在心的战友情、同志爱。这是一种永远不会消逝的记忆。现今，收藏着的那张1945年12月，总务科全体同志欢送父亲调离荣校的合影，无时不唤起父母对荣校的深情回忆。即使在父亲去世后这40多年的时光中，母亲也曾无数次，沉浸在荣校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中。

    父母以前对荣校校长王群的印象，完全是听来的。到荣校一见：呀，这个老红军，个子大，声音大，性情直率。要用现在的话说，王群就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他不是残疾人，所以对学校各种各样因伤致残的荣誉军人，总是象对待正常的、健康的战士那样，缺乏体贴和关心。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总把瘸子、拐子、聋子、傻子挂在嘴边上。岂不知这些人都是被敌人的枪炮子弹打伤致残的。所以许多休养员都反映，他看不起和不尊重他们。还有的说，他要是缺胳膊少腿了，就知道他们是咋回事了。

    王群校长在和父亲相处的过程这，慢慢地对残疾人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他曾很真诚地对父亲说：“炳文，我从你对待这些人的态度、关心中受到不少启发。残疾人嘛，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他们只能被养起来。除此之外，你说他们还能做什么。一个个劳苦功高。可是我从你身上看明白了。残疾人不是残废。就象你讲的，为革命负伤的残疾人，多是残而不废。他们需要的是尊重，是理解，是不要把他们看成或者当成残废，处处照顾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去干。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鼓励。他们希望自己虽然残疾了，但仍然能为革命、为边区做出贡献。炳文哪，怎么对待残疾人，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要好好向你学习呀！”而每当此时，父亲都是很谦虚地说不行，不行。同时也乘机说说他听来的一些反应。 

    父亲一直很佩服王群这个老同志，认为他的确很了不起。因为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他和其他校领导一起，不但把荣校的伤残人员团结得非常好，而且让这些人在各项工作和生产劳动中，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本事和作用。其中，不少人还当选了生产模范、劳动英雄，李秀兰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也经常问母亲说：“文清，你这个火爆脾气的四川娃子，对那些妇女、娃娃、休养员，怎么那么有耐心呀？”每当这时，母亲就会乐乐呵呵地回答：“将心比心。你面前都是伤残英雄功臣，你就要好生对待他们，就要好生为他们服务。我虽然走过长征，但是我身体好，有的是力气。我还是个党员嘛，应该处处起带头作用才对。”而最令他感感动的，是母亲不只一次地对他说：“你看，老何是一条腿，走路要拄着双拐。可是他什么事情都做得来，做得好。一般不要我帮。我要帮了，他就会不高兴。他觉得，你看不起他才去帮。我对他就是，能做的你就做。这样，他高兴得很！老何现在的针线做得比我强得多。孩子们的缝缝补补就都归他包了。”每次说完，母亲都是一阵哈哈哈地豪爽大笑。

    王群是领导，有资历有经历。他的不会不装会，不懂不装懂的品质和作风，在荣校很有口碑。他也很深入，经常到一些同志的家里去嘘寒问暖。听说他从前不太爱和女同志主动打招呼，可现在只要碰上，都会主动问个好说个话。他虽然不是生产上的行家里手，但在扛木头烧炭的队伍里有他，在捻线、纺线的场院里也能看到他的身影。父亲的线纺得好，好开玩笑的王校长，也会跟母亲说：“小蛮子，好好向炳文学学纺线吧！”

    王群的夫人叫毕珩，是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父母亲很尊重有文化的人，看她喜欢我，就让毕珩阿姨教我认字。平时，母亲总是要我照看弟弟。自从跟王阿姨学习认字开始，母亲就不那么要求我了。那时没有书，毕阿姨就把废旧纸裁成四方块，把字写在上面，一个一个教我认。在她家学完后回家，母亲总是督促我又念又写。这样，在我4、5岁的时候，就已经认了不少的字。和我们同住一排窑洞的其他孩子们，有的比我大，可认的字却没有我多，就特别羡慕，也想跟着一块儿学习。可是，他们却没有我这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妈妈没有我母亲这样开明。她们除了让大孩子看小孩子，就是让孩子们在自家开荒的地里干活。即使让孩子们认字学文化，也有限。我母亲为什么愿意让我学习？母亲说：“鲁艺的秧歌剧《夫妻识字》里唱得好：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参加红军才知道翻身闹革命的道理。不识字没有文化，革命怎么胜利？胜利以后怎么办？文盲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不但让孩子学，我也趁机会加油学习.”所以，我感谢毕阿姨教我识字学习文化。我更感谢当年文化不高的父母，却早早让我受到文化启蒙教育。

    1947年3月，在转移途中战事很紧张。我人小，可因为是战士，不分白天晚上地跟着行军的队伍步行。晚上一到宿营地，只要一号完房子，管我的叔叔把我往屋里一放门一锁，就执行他另外的任务去了。我呢，不管炕上炕下，倒下就睡。无法再继续我的认字学习。而且，毕阿姨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也没有人再教我和督促我了。我一个娃娃家，自然也就放松下来。父亲突然发现这个情况，对拉着我的叔叔和我说：“这还得了！如果部队走一年，那不又成文盲了！”荣校一个姓罗的叔叔对父亲说：“何主任，娃娃耽误不了。她太小，不能跟我们比。一天走那么多路，能坚持下来就很不得了了！”果然，在以后行军的日子里，只要情况允许，我就一直在坚持认字学习。这要感谢随队的叔叔们。是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好办法：把字写在找来的一些破碎的纸片片和布片片上。白天行军的时候，管我的叔叔就把这些字块儿，别在我前面叔叔的背包上。他们还不时有人教我。就这样，我在行军路上又学会了好多字，增加了些许我这般大小的孩子本没有的知识和道理。使我这个娃娃战士，在部队1948年的整训，和开展吐苦水运动中，还当起了供给处一些不识字的战士、司号员、马夫、驭手的小老师呢！

    记得，还有一个戴眼镜、瘦瘦高高的叔叔叫纪秉。他总是不大声说话，文文静静的。他文化很高，是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这个叔叔很喜欢我，但他更喜欢教我认字写字。后来，他因为发烧病得很重。经过父亲的批准给他打退烧针，结果因为消毒不好针眼发炎，以后在行军的路上生病去世了。我很难过，也很怀念他。因为他教会我认很多的字，也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父母一直很尊重他。因为他从不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人，而且他非常热爱和敬重荣校所有的伤残人员。他说他们都是革命的功臣和英雄，值得他一辈子好好学习。遗憾的是，因为怕将来敌人发现，没有立墓碑。所以不知道把纪叔叔安葬在山西什么地方了。

    周成智是四川人，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他是荣校的活跃分子，有名的热心人和大活宝。外号“周矮子”。

    周叔叔是父亲他们总务科的。可他常常是人在科里，心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有一些老同志说：“他这个人呀，为了别人，一天到晚心不在家，脚不沾地。”因为他是单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加之又有那儿份谁也比不了的热心劲儿，所以白天晚上都有忙不完的事儿。再加上他好说话，谁找他帮忙都是有求必应，就是娃娃们找他缠他，他也乐呵呵地不会拒绝。用他的话说，总务科就是总管科。荣校大大小小的事情，总务科都有资格、有权力管。他是科里的人，就他没有很具体的分工，所以他就可以管其他人顾不过来，和其他人忙不过来的事儿。他又说了，不要看荣校的休养员不多，可都是伤残病号。我是党员。我为他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能多做些就多做些。而且，他是说到的定做到，即使没有说看到的他知道了，也定是主动去做。父母喜欢他，赞赏他，更佩服他。因为他做任何事情都不图表扬，不图立功受奖，更不图回报。就图个快乐痛快。他爱说：“给地主老财干活是受剥削，心里不情愿，因为是被逼迫的。现在是为革命出力，是为革命战友服务心甘情愿，心里痛快。有啥子事情都应该主动去做才是啊！有人叫我‘闲不住’，我听见高兴。我感觉光荣。”

    父母爱跟他开玩笑，常叫他“周矮子”。他们说周矮子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年岁不大，文化不高，可是政治觉悟、思想水平比一般人高些。他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爱孩子爱得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光照看孩子吃喝，逗孩子高兴，教给他们怎么玩耍，还教给他们怎么友爱、怎么互相帮助，为什么听爸妈的话。这不得了。他不是老师嘛，做的可是老师的事儿。孩子们在他跟前可是享福呀！父亲有点文化。他常跟母亲说：“不要看周矮子个子小，眼光可看得远。我看，他都看到革命成功以后了。”

    因为周叔叔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会编故事。荣校大孩小娃都爱围在他身边。别看他身材短小，但他爱打自编的拳，还能很灵活地将腿盘在脖子上。每当这时，他还会用另一只腿在地上跳来跳去。这在孩子们的眼中，显得特别了不起。大家都很崇拜他。这使得有些调皮捣蛋、不听家长话的孩子，特别听他的话。所以谁家有管不了的孩子，也爱找他帮忙。说来也怪，捣蛋鬼们一听见周成智的名字就立刻安静下来。

    我和弟弟也是这样。我们特别喜欢周叔叔。为什么？因为周叔叔从不骂我们，不喊叫我们，更不打我们。反正跟他在一块呆过的孩子都得到了快乐。离开他的时候，总是很舍不得，很不情愿。我和两个在延安出生的弟弟，现在都已经60开外。但对周叔叔印象依然很深刻，很清晰。我们只要起回忆童年的往事，很容易就想到他。他那短小灵活的身材、说话时连比带划的手势，以及练拳踢腿的动作神态，都还能浮现在眼前。因为我们曾经受到个周叔叔的关爱、帮助和教育，所以我们会永远感恩于他，永远怀念他。

    1947年3月，周叔叔是随同父亲一起过黄河北上的，一直到1953年才分开。父母转业到北京，他留在炮兵第14师后勤，并在石家庄安家。周叔叔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并且特别爱小孩的人。可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自己的小孩呢？原来他没有对象，没有结婚，哪来的孩子呢？要说他的的婚姻和孩子问题，不但在荣校，即使后来在炮兵旅，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件大事。他自己也很着急。我们到北京后听说，炮14师的战友们帮他张罗了一门亲事。他不是爱孩子嘛，这回可好，一结婚，女方就带来了3个孩子。别看这些娃娃不是他亲生，他对女儿、儿子比亲生还亲。这使他的婚姻在部队传为美谈。周叔叔结婚成家，终于使母亲多年来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周叔叔如果在世，想必也该是快百岁的老人了。他该好好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了。

    柳怀杰是在父母之前先到荣校工作的。父母亲到荣校后，父亲在总务科当科长，柳叔叔也才到科里来。这人瘦高，慢性子，说话口齿不是很清楚不说，还有点口吃。小孩子们爱气他，爱让他着急，因为他这时的表情特别逗人。他也是个红军战士，吃苦耐劳、服从领导。这人虽然内向，但待人真诚，做事果断有条理，从不拖泥带水。荣校有那么多比柳怀杰更优秀的人，父亲在调任延安抚恤委员会主任、准备带队转移时，为什么选准了他？很简单，因为柳叔叔是个忠诚、坚定、实在、做什么都让人放心的人。他虽然没文化，但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而且他写的名字，没人能模仿得了。父亲说那是老柳发明的文字。父母亲的老战友们这样评价他：“战争年代，党就需要这样的人。这种人信念坚定，没有随意性，不争官，不夺利，心里想的就是如何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柳怀杰叔叔后来果然很好地协助父亲完成疏散转移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