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校”，“延安荣誉军人学校”的简称。

当年前的窑洞

当年刘峁沟成排的窑洞

    据父母回忆，他们1939年经组织批准结婚。1940年，父亲从军委驻南泥湾第四办事处生产科，母亲从清凉山印刷厂，调往关中看花宫中央卫生部工作。1941年调到驻地甘泉县下寺湾的荣校工作，父亲任总务科科长。母亲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父亲。

    荣校，全称是“延安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主要职责是管理伤残军人。王群是校长，江西人，说话虽然很难听懂，但特别能干，很有股子闯劲。父母以今后能在这样的同志领导下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也感觉很带劲。

    父母接到通知，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关中看花宫骑了几天牲口，赶往驻地甘泉县下寺湾的荣校。

    他们到荣校一安顿下来，住在附近几个沟里的一些休养员，听说新来的总务科长是个一条腿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就不断有人到窑里来拉话。父母最先听到的就是告校长王群，和讲述毛主席给荣校更名字的故事。

    他们告诉父亲说：王校长这个人对待残疾休养员，就像对待正常的革命战士一样。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残疾，也不管你是几等残废，一律要参加生产劳动，要上山捡柴、扛树、烧炭；他们说说校长自己没有受过伤，也不是残疾人，所以他很看不起休养员，经常是不叫人名字，而是叫缺胳膊少腿的张五王六，让休养员们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甚至觉得很反感；还有些休养员说他对人太狠，不懂得体谅更不懂得体贴休养员的不便和难处，甚至在生产劳动中，还有故意难为人的情况。所以有人就说他不象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到象国民党的长官。因为他讲话难懂，又不太善于做思想工作，性情急躁，态度又生硬，所以引起众多休养员的极大不满。不少人都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也有的休养员想动手教训教训他。可是因为校长膀大腰圆，个子又高，所以始终没有人敢动手。大家聚在一块，也就是说说气话而已。但时间长了，大家见上级领导没什么反映，于是就不断有休养员骑着牲口到延安去找军委、找毛主席告状，要求撤换校长。

    这些休养员告诉父母说，他们过去找毛主席告状还真是管了用了。毛主席每次都很认真听休养员们的意见和牢骚话，每次还都给去的人做思想工作。所以这些人去的时候是气鼓鼓的牢骚满腹，回来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有的人还说感到自己心里很温暖。

    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毛主席把“延安荣誉残废军人学校”中“残废”两个字给去掉后，变成“延安荣誉军人学校”。也就是说，毛主席这么一改，休养员们的身份完全变了。他们不再是被人们看不起的残废了。所以荣校的上上下下都兴奋得很。

    父母还听说，荣校早先还叫过“荣誉残废军人教养院”，也是残废同志们反感“教养院”的叫法。他们说，既然承认是荣誉军人，怎么还叫“教养院”？大家是因为打仗伤残到这里来的，又不是因为犯错误来改造的。后来，说是毛主席听到这些反映和意见后，就把“教养院”改成教导院。还听说，毛主席没有批评告状的人，倒是批评领导们了。毛主席还检讨批评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还给以后的工作立了规定。“你想想，名字改了，待遇也有保障了，人们的心情能不高兴吗。”

    父母听说毛主席为“荣校”更名的故事就有好几种，他们哪种都相信。因为他们相信，毛主席是真的理解伤残荣军。所以听到哪种心里都高兴都激动。虽然是传来传去，谁也说不准毛主席到底是咋样说的，但大家的心里都可温暖着呢，所以也就从来没有人去问个究竟。尤其是父母还听到说，毛主席派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把上千重伤残荣军，送回他们的老家安置在亲人身边了。还交代说革命胜利以后，还要接他们回来，就更是感动了。

    父母可相信这些说道呢。因为他们一到荣校，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而这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下寺湾条件的极其艰苦，尤其人员居住得很分散，家家户户还都是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生活、生产和劳动的困难简直让人无法想象。尤其是吃水，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所居住的山坡上根本没有水，就是靠天吃饭。生活的水，只能到山下去弄。谁弄？没有牲口驮，没有担子挑，只能靠这些伤残休养员们自己去克服这艰难困苦。

    但是，父母亲更看到和感受到了休养员同志们的热情、干劲、乐观和自信。不光休养员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家属和娃娃也都一样。真是象大家说的一样，不少常年自卑、牢骚满腹的人，有的总想找中央、找军委、甚至想找毛主席说说的同志，现在这些都笑了，都挺起胸脯。许多休养员都说：还是毛主席了解我们，看得起我们。我们虽然不都是英雄模范，但我们都是在战斗中负伤致残的。我们都是有志气的人。我们都是残而不废的人。所以荣校当时千八百的休养员，一下子就都振奋起来、行动起来了。

    在日后的工作中，父母时时处在一种感动和激奋之中。亲感毛主席亲自给荣校更了名儿，给休养员正了名后，荣校的面貌的焕然一新。能烧炭的烧炭，能种菜的种菜，即使双下肢被截去的，也会在自家窑洞门口，看管那些因为父母都外出劳动而留在家里的娃娃。

    父母到荣校时王群还是校长。他们听说，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加之他本人接受上级领导的批评、帮助，而且他对工作又是出了名的认真，所以没有被调离，继续当他的校长。父母一到，就感受到了王群校长的关心和热情。尤其是他的坦诚、直率和爽朗，给父亲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同时，父母对这些都是有功之臣的休养员们的大度、宽容也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王群校长的工作，一直到1947年延安保卫战打响，转战陕北荣校的人员才相继分开，疏散转移。当大家开始分散、分头转移的时候，休养员们都对老校长充满恋恋不舍之情。

    父亲是1937年劳山事件中受伤致残的。当年他只有19岁，是个英俊干练的小伙子。父亲说，当他左腿被高位截肢成为二等甲级残疾之后，最害怕听的就是“残废”两个字，更害怕这两个字中隐藏着的被蔑视。他说自己失去一条腿他不害怕，害怕的是那些正常人蔑视的眼光。好像人一残就废了，就必须依赖别人。他们往往看不到残疾人的自信和自尊。父亲说他特别理解这些休养员。他们只不过受伤致残，但他们并不是残废。他们没有要靠革命养活一辈子的想法。他们会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也能以自己的劳动为别人服务。他们是身残志不残。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所以父亲一直念及毛主席去掉“残废”两个字的英明。这不是名字好听不好听，而是没有对这些革命同志们另眼相看。而且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休养员当中许多人不是英雄，但他们却是生产的能手和模范。他们残而不废。他们在那个艰苦年代的所作所为，值得所有的人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父亲本人就是很好的证明。因为他这个左腿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和自强不息，和大家一样以苦为乐。在艰难的生产劳动中抛撒着热情与汗水，克服着一个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着一个个常人难以创造的奇迹。所以不顾伤残的父亲，以他出色的工作和生产劳动，当选1945年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

    这里，我还想说说父亲当选劳模的事。

    在我的记忆中，有父亲当选劳模这么回事。可是我从来没有完整知道是怎么回事。2009年回延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劳模墙上看到父亲何炳文的名字，知道这事是真的，而且知道父亲是荣军方面的代表，还知道荣校属于中央政府机关。返回家后向母亲蒲文清求证，母亲才百感交集地给我讲了那么一点点。因为荣校的伤残人员，几乎都是一样舍命地参加生产劳动。评选劳动模范，拉出哪个都够条件。可想而知，父亲何炳文的当选，该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和代价。父母为什么从来不对我们讲这些，因为和其他伤残同志比起来，父亲感觉自己相差很远，有什么可说的？母亲为什么也不愿意讲？因为每当提起这个话头，她满心都是对父亲的佩服和心疼。只是在她讲到，父亲骑着牲口去延安参加了好几天劳模大会，毛主席还在会上讲了话时，脸上才有一点点的笑意。而且，父母几十年都记得毛主席讲劳动模范的三个作用是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尤其是要求劳动模范不能骄傲自满。父母的话：为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永远满不了。所以父母从来都不爱在任何人讲起父亲当选劳模的事情。

    因为延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结构，离它一百多里远的甘泉县下寺湾，也都是沟沟峁峁。荣校虽然是个伤残人员集中的特殊的单位，大家也只能分散开来。休养员也只能居住在山坡上、谁也不挨谁的一眼眼的窑洞里。校部、剧团、卫生所在下寺湾，一所在刘峁沟，休养院和二所在田家沟。阎家沟离下寺湾街最近，沟里依山挖的窑洞大都比较大、深。有的还有小套间。因为窑洞就着山坡挖，一排最多也就四、五眼五、六眼窑洞。窑前空场虽然挖得比较平坦，但地方很小，就是匀出点地方，还都想多种点菜呢。所谓这些好点的地方，都住上了残疾较重的休养员。还有些休养员，分散住在一些已想不起来名字的其它沟里。总的看来，荣校的伤残休养员、工作人员、再加上家属孩子等，虽然总共千把人。但分散的范围可是不老小的。

    下寺湾是甘泉县的一个小山村，距延安70多公里。这个小山村南边有条河，叫洛河。河虽不宽也不深，但顺着河两边或离河近的村、沟、峁生活的老乡，在“水贵如油”的陕北，起码能吃上水。小村里有一条所谓的街，没有道。街上有几家所谓的店铺。母亲回忆说有个车店，是个姓冯的老财开的；有个做衣服的裁缝店，还有个小杂货店。最赋“盛名”的就数那个银店。母亲曾很兴奋地告诉我说，我一岁过生日时，父母给的一个银项圈和一副小手镯，就是在那个店里打的。银店虽然很小，但远远近近都廷有名气。那时，无论是老乡还是部队上的，劳动生产能攒点钱，大都喜欢到这个店里给老人或娃娃打个银首饰什么的。最时兴的，就是手镯和项圈。钱要是能攒多点的，就去远些的地方打个金戒指。当年的延安人把这金戒指叫做金镏子。

    下寺湾有座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个旧戏楼，荣校的院部、政治部、总务科、卫生所等，都挤在旧戏楼的几间破房房里办公。所谓换药、看病，也都是用白布帘帘隔着。就这，当年何光春医生和护士王显兰阿姨，都感觉很知足很自豪了。现还健在的谭新华阿姨，从刘峁沟搬过来后，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