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原本是私密的文字,书写者并没有想到会公开,往往敞开心扉与家人畅谈,因而所谈之事最为真实,表达情感最为真挚,被称为“不会说谎的文字”。尤其是写于14年抗战期间的家书,跨越烽火硝烟和时光磨洗,保存至今,殊为不易。每一封家书都浸透着作者的感情,折射出那段苦难与抗争的岁月。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捧读家书,仿佛作者就在我们身边,字里行间的绵绵亲情与家国大义扑面而来。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一步步蚕食我东北、热河、华北,激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抗。1932年10月3日,随军开赴热河前线的周平民、周建民兄弟联名给远在四川的父母亲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报告沿途群众对抗日队伍的欢迎,发出“热河边境已失去一大块地,中国前途极为危险”的警示。1937年11月,日军侵入浙江。为挽救同胞的生命,同济大学医学生刘宗歆提前毕业,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1938年6月11日,他在给妻妹陈丽的信中说“金华现在虽然比较的危险,但我们仍是前去,多少人被枪杀了,多少财产土地被毁灭劫去了,难道我个人的生命还过分的重视!我很高兴能到前方去生活几时”。后来,刘宗歆冒着危险,救治被日军发动细菌战感染的军民,1941年底不幸被病毒击中,以身殉职。
祖国有难,八方支援。海外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纷纷捐款捐物,购买救国公债,有的组织回乡服务团,有的参加义勇军回国参战。1931年10月31日,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林锡国给儿女写来家书:“凡是中国的国民,都要尽国民一分子的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曾旅居越南的华侨青年符克,自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党中央选派到海外从事华侨服务抗战工作。1940年2月11日他在写给爸爸和大哥的家书中说:“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与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前而已。我相信你们是了解的: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是少数(人)所能负得起的。”华侨同胞普遍生活较为安定,有的家资充裕,本来工作、生活很好,可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甘愿放弃舒适的生活,投身血与火的战场,有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
大敌当前,生灵涂炭,中华民族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无论是青年学生,还是普通民众,抑或海外的侨胞,各阶层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保家卫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抗战期间,与日寇正面接触,与日军真刀真枪拼杀的主要是军人。面对强敌入侵,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血与火的战场,与凶恶的敌人英勇搏斗,挫败敌人的嚣张气焰,打退敌人的进攻,直至捐躯疆场,埋骨异乡。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大兵团作战。8月22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67师201旅少将旅长蔡炳炎率部赶赴上海前线阵地当日给妻子赵志学写信,安排家事,表示“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几天后,蔡将军即在与日军的拼杀中英勇殉国。9月14日,陆军第13师74团2营4连下士吴瑞在从陕西汉中至上海参战的急行军途中,连夜写下三封家书,表示“我决心与矮(倭)寇拼命到底,所谓‘矮(倭)寇未灭,誓不生还’”。4连坚守广福10余日,吴瑞等拼死抵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天不怕,地不怕,愿献头颅保中华。”这是新四军战士程雄《红岩诗草随笔》中的名句。为了民族、为了家乡,他毅然走向抗日最前线。1940年5月,他在临行前写给父母的辞别书中,已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同时又为不能尽孝而自责:“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罪甚!罪甚!”三年后,他血染沙场,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42年3月,戴安澜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奉命坚守同古。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5月戴安澜率军在北撤回国途中遭日军伏击,受伤殉国。
在救亡图存的危急关头,作为军人,他们忠于职守,奔赴前线,浴血杀敌,为国尽忠,用生命维护了中国军人的尊严。抗日将士这种民族精神,也是我们最终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铁骨柔情、爱国爱家的传统美德
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妻子儿女?抗战先烈们在战场上展现了英勇不屈的钢铁形象,在家书里则展现出温柔多情的亲人形象,这是他们内心真实的一面。他们深爱着自己的家人,留恋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期盼胜利与和平。然而,当国家蒙难时,他们不得不与亲人分别,离开家庭,踏上救国救民的征途,爱家爱国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家书里体现得刻骨铭心。
爱国绅士于登云因支持抗日不幸被日军逮捕。他自知难逃一死,在临刑前给长子留下遗书:“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侍母要孝,勿劳其生气,以便领你们兄弟子(姊)妹过日子。如你母有生气时,你要跪之请罪,以何时欢喜为止。兄友弟恭,妹妹之领导,你的责任太大。”慈父舐犊情深,谆谆教导,语重心长,催人泪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赵一曼受伤被俘后,忍受了敌人长达9个月的残酷折磨,始终坚守党的秘密。连审讯她的敌人都惊叹她何其坚强,就是这样一位钢筋铁骨的女英雄,临刑前最思念的是6年没见的儿子。在被敌人押赴刑场的火车上,她接连给儿子留下两封遗书,痛陈自己未能尽到母亲责任的遗憾。两封家书共339字,一连用了16个“母亲”和9个“孩子”(含“宁儿”),字里行间满是母爱。左权,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翻开他写给妻子刘志兰的11封家书,随处可见他对妻子的思念和关心,叮嘱要照顾好女儿,回忆三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1942年5月22日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铁骨铮铮的将军在家书里变为体贴的丈夫和温柔的父亲,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爱,字里行间蕴含着的绵绵深情永远震撼着我们。
父(母)慈子孝、兄弟友爱、夫妻恩爱、战友手足情深,中国人自古重视伦理亲情,也是中华传统美德。即便在家国破碎、生灵涂炭的抗战时期,人们或被迫奔波逃难,或含泪辞别亲人投身抗战,仍然在一封封家书中表达着对亲人的思念、关怀和希冀。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读一封封抗战家书,先辈们的内心独白在耳畔回响,家国情怀撞击心灵,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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