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家书（局部）。沙 峰供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我姥爷左权诞辰120周年。在这么有纪念意义的时间，接到人民日报的约稿，我思索良久，决定动手写写一直不敢写的姥爷家书这一题材。因为家书中的情感太深，内容太丰富，它也是宝贵的抗战史料。

　　据我所知，我的姥爷左权一共留存下来14封家书。第一封是1930年姥爷在离开上海前往闽西苏区工作前写给自己大哥毓麟的；第二封是1937年9月18日姥爷在山西稷山县写给自己叔父左铭三的；第三封是1937年12月3日姥爷在山西洪洞县写给自己母亲的。还有11封信是在1940年11月12日至1942年5月22日期间写给我的姥姥刘志兰的（本写了12封，但有一封在传递途中遗失了）。

　　第一封信我在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左权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仅此而已，原件不知所在，很是可惜！第二封给他叔父的信，仅在我母亲左太北编辑出版的《左权家书》中读到全文，也没有看到信的原件。第三封写给太姥姥的信，我看到过原件照片。

　　前三封信中，姥爷都是在向家人讲国家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和残害的情况。在写给太姥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

　　“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这触目惊心的话语，讲的是民族已经陷于危亡的境地。

　　他还写道：

　　“我军在西北的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字字句句都表现出为求得民族的解放，姥爷和全体八路军将士将不惜牺牲一切去战斗。我觉得姥爷在向家人表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拯救民族的大业，是必须为之付出一切的事业，故无法回家孝敬长辈，望得到家人的理解。

　　前三封信中姥爷讲了他坚定的信念和为之付出一切的决心。而姥爷写给姥姥的11封信内容更加丰富了，也让我们一家人真正感受到了姥爷的铁骨柔情！

　　我的姥爷左权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突围转移时，不幸被日军炮弹弹片击中头部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7岁。那一天离我母亲2岁生日只差两天。而我的母亲在自己父亲身边也只有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那时她还是不足百天的婴儿。作为后代，我们一开始对于姥爷的了解只有文字资料和前辈的讲述。这些内容仅限于姥爷的工作、生平和人们对他的印象。我们知道的左权，是枪杆子、笔杆子都硬的将才，是为保护别人而牺牲自己的英雄，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这与其他人了解的左权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作为左权后代那无比的自豪感。直到1982年5月，我的姥姥把失而复得的姥爷的11封亲笔家书寄给我母亲，母亲才第一次从家书中看到了自己父亲的话语，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父爱是怎样的。

　　姥爷不仅是民族的英雄，更是我的亲人。说到姥爷的爱，一位将军的爱，是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也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在姥爷的家书中对妻子的爱情、对女儿的亲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看到太北的像片（寄来的像片收到了）及你对太北的描写，那样活泼可爱的孩子，更增加了我的想念。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她走走，抱着她玩玩，闹着她笑，打着她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可是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以后，只得把像片摆出来一一的望着。对于太北，由于有妈妈妥善的抚养，是很幸福的，做爸爸的也占（沾）了光，但也决不会忘记。”

　　“志兰！亲爱的，你走后我常感生活孤单，常望着有安慰的人在，你当同感。常有同志对我说，把刘志兰接回来吧。我也很同意这些同志的好意，有时竟想提议你能早些返前方，但一念及你求智欲之高，向上心之强，总想求进步，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为不延误你这些，又不得不把我的望之切念之殷情打消忍耐着。”

　　这些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姥爷对妻女无尽的思念，同时他还想着怎么能为妻女做得更多些。为了能够知道妻女的情况，只要有同志从八路军总部去延安，姥爷就托其带上一封信，有时还有战斗胜利后缴获的糖果饼干，姥爷精心挑选的花布和他的津贴及发表文章的稿费。这些思念至深的话、关心至切的情怎能不打动作为家人的我。有时幻想着，如果姥爷能摸着我的头让我叫他一声姥爷，那该有多幸福啊！

　　这些信中不只有对家人的思念与关心，还记录了很多抗战前线的情况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总会有人问起，在所有的家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封。我的回答都是最后一封。

　　最后一封信写于1942年5月22日晚，第二天凌晨姥爷就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一起指挥八路军总部转移了。25日，姥爷牺牲在了十字岭。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这次的思念似乎更加深切。四个“念”字打破了人们习惯的三个字，似乎他还想写更多的“念”，但也表达不尽他对家人的思念。他幻想着一家三口团聚的景象，这不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美好生活吗！但是他在信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况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

　　这又是什么意思？因为，之前姥姥曾发电报给姥爷，询问他如时局有变该如何处理女儿的问题。姥爷告诉姥姥可以把女儿寄养到老百姓家里。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女儿。但他在最后一封信中仍然叮嘱姥姥可以这样做。为的就是不要影响工作，以完成民族解放大业。舍弃小家为了大家，这不就是无数走上抗战前线的将士们的选择吗！

　　在我看来，这封信就像一份遗书。姥爷知道当时面临的危险，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在他用全部情感去想象着美好生活的同时，他也做出了最坚决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