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观点是写文章写出来的，有的观点是写信写出来的。千万不能小看书信，在信中可能会有重磅观点，甚至会有改变人一生的主张。蔡和森在法国时，于1920年8月13日和1920年9月16日给毛泽东写过两封信，于1921年2月21日给陈独秀写过一封信，这三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在信中蔡和森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阐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完全认同，他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改造世界、改造中国的对症之方，并且最早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的来信，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陈独秀更是将蔡和森的来信与自己的回信，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为题公开发表在《新青年》上。通过这三封信，我们可以更好理解这位理论家地所思所想。

　　为何称自己为“极端马克思派”

　　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蔡和森不仅表明自己是马克思派，还突出强调“极端”二字，说自己是“极端马克思派”。此事源起于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场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提出现在“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而不是搞“甚么社会主义”。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在《新青年》上开设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并撰文回应，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关注到这场论战，并致信陈独秀：“独秀先生：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当国内趋新的知识群体尚在各种主义中徘徊时，蔡和森敢于标榜自己为“极端马克思派”，表明他已经坚定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人天生是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也莫能外。五四前后各种思潮的涌入，一度让他陷入工读主义、新村主义、互助论的困顿之中。那时的蔡和森尽管零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其认识更多停留在感性的层面。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促成了蔡和森思想的转变。他接触到了比国内更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对照研究，蔡和森将其与中国思想界争鸣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反复比较、鉴别，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值得追求的主义、只有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才是值得追求的社会主义。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这是蔡和森在思想上完成情感与主义结合的宣告，他一经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便再无更改。

　　蔡和森敢于标榜自己为“极端马克思派”，背后的参照系是当时国内的各种思潮，以及留法群体中的泛无政府主义心态。蔡和森在书信中列数各种思潮，加以简单评价，直抒胸臆、观点鲜明：“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其说甚长兹不能尽）；而尤其深恶痛绝参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当时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本来就存在多个版本，蔡和森在那个时候辨识中国的各种社会主义，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主张科学社会主义。

　　蔡和森敢于标榜自己为“极端马克思派”，显示出他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急切。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哪种主义能够救中国摇摆不定、踌躇不前。蔡和森希望通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对世界潮流的把握，唤起对民族危亡的急迫感和忧患意识，从而引领更多的人选择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蔡和森把研究的理论成果、思想主张，通过书信的方式传递给在国内研究“中国地盘”的毛泽东等人，内外结合，期望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蔡和森提出的诸多建议和观点同毛泽东长期以来的思考不谋而合，并强烈地影响着毛泽东。

　　需要指出的是，在蔡和森所使用的语境下，我们应该把“极端”看作一个褒义词，看作对找到科学理论、找到救国救民真理的确信。

　　蔡和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支撑蔡和森以“极端马克思派”自居的关键，在于他认为自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并且科学、准确地理解了它。蔡和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的观点很明：“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全在综合此两点耳。”蔡和森使用的“骨髓”一词，跟我们今天常用的“精髓”相近，指向这一学说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

　　蔡和森为何将马克思主义的骨髓理解为革命说与进化说的综合？这里涉及当时中国存在“进化说”与“革命说”的观点分歧问题。“进化说”的基本观点认为，生物界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渐次发展的进化过程，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沿着一定的道路与方向阶梯进化，这种进化是一种缓慢的、渐进的、数量的变化，是自然而然、顺应趋势的变化；而“革命说”强调的革命则是根本性的变化、质的变化、飞跃式的变化，意在打破旧社会、创造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更加高级的新社会，主张靠人为的、暴力的方式来推进社会变革。

　　两种学说代表了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造中国不同路径选择的矛盾心理，虽然都主张变革、改造中国，但对变革、改造所依循的路径却持不同的意见。当时社会主义的诸多流派推崇“进化说”，而对“革命说”持否定态度，就连颇有影响力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的成员对进化还是革命都争论不下。

　　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革命与进化是两种不同的主张，不可能并存于一种学说中，马克思主义只是主张革命的学说。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陈独秀就提出当时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地方，就是认为“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

　　在蔡和森看来，马克思主义既主张革命又主张进化，是指导中国革命的不二选择。马克思主义既有遵循客观进化规律的唯物史观，也有肯定人的能动作用的阶级战争说，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进化的一面，两者兼而有之。他认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蔡和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革命与进化的综合，但他突出强调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回应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之所以突出强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要改变一些人想要采取温和方式，而惧怕、排斥革命的观念。蔡和森并不是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一面，他同样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观点，并且强调了唯物史观的阶级立场。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写道：“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显然，蔡和森是在了解马克思主义全貌的基础上，立足当时的历史环境，为解决中国的问题，突出强调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改造中国的重要作用。

　　社会革命何以避免“感情革命主义”或“投机主义”

　　蔡和森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进化的”理论，更是彻底的革命的理论。当我们在读他的这三封书信时，贯穿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革命”。这是20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的烙印，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在蔡和森看来，社会革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是社会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不是一般的社会运动都可以称为社会革命，只有综合了“evolution”和“revolution”的社会运动才可以称为社会革命。他的观点是：“社会运动为社会革命之起点，社会革命为社会运动之成熟，即综合evolution et revolution之意，如此才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致流为卤莽灭裂毫无计划的感情革命主义，和审时度势坐以待毙的投机主义。”

　　社会革命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不是哪些人能靠主观理想设定出来、制造出来的，不是随便什么时候想发动就能发动的。蔡和森指出：“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从社会革命的客观性、必然性出发，蔡和森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革命为什么必然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而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个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爆发为什么是必然的。

　　革命具有客观必然性，但也离不开主体自觉性的发挥，需要觉悟者把握规律、预见未来，唤醒同阶级的觉悟，推动社会革命的实现。社会革命绝不能停留在计划和想象当中，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要在破之后有立的方略。结合对俄国革命的考察，蔡和森提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现实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不难看出，蔡和森眼中的“革命”是一个破立结合的过程。

　　要进行阶级战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当然离不开领导力量。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着重强调，“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蔡和森的主张被付诸实践，并且影响到了重要的人，比如毛泽东。1920年11月，毛泽东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时，在易礼容的信件上写了一个长篇按语，其中提到，“从事根本改造计划和组织，建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