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都带着同志们的信任,它给予您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三
爸,那是一段多么痛苦、难堪的日子啊!但生活仍然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我至今能告慰自己的就是,我也曾在苦难中给您带来过一点欢欣。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我轻轻地走近您,告诉您我有男朋友了。您高兴极了,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仔细地问:他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我把照片拿给您看时,您眯缝着眼认真地端详了好久,然后满意地说:“看样子人很聪明,有头脑,可你是否把咱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千万不要因为我连累了人家。”我知道您当时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情,赶忙说:“他什么都考虑过了,无论将来如何,都不后悔。”您含笑地点了点头,我以为这下子已经解除了您的疑虑,哪知道,第二天您交给我一封给他的信,里面详细地谈到了我的优点、缺点,您受审查的情况,劝他务必再做慎重考虑。爸,今天当我也有了子女时,我才越来越懂得,为什么当时您是那样地痛苦和不安: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青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委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因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年青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像格外地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信写得很短,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改变主意,他要和我结婚。这一来您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高兴。您笑着在屋里走来走去:“我的亮亮有爱人了!”“我的亮亮有爱人了!”突然您猛地拉住我的手兴冲冲地对妈妈说:“咱们给亮亮的爱人送点礼物吧。”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哪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你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说着,您就哈哈大笑起来,您笑得那样爽朗,那样开心,没有一点压抑和阴暗。听着您的笑声,我的忧患和伤感也都消融了……
可是,他们哪里允许您有一丝一毫的欢乐呢!很快,他们就强迫我们分开,再不允许我和您在一起。
那是1967年9月8日,我和妈妈在广播里听到反动文痞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每一句都如钢刀扎心。他们在搞文字狱!他们在用笔杀人!我愤怒,我神志恍惚,我悲恼欲绝!可妈妈仍是镇静地面对着这拔地而起的狂风,好像一切都已在她预料之中。我和妈妈相对无言,彼此心里都明白,您这次是被彻底抛出来了……过了一会,您走过来,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您一夜没睡,在屋里徘徊着,直到天亮。等我惴惴不安地再见您时,您已恢复了平静,好像是一夜之间您已经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一两天后,有人找我谈话,让我立即离开北京去东北白城子。当时我正发高烧,妈妈也患重病,体重只剩六十来斤。我要求暂缓几天再走,被拒绝了。为了不使您再伤心,妈妈和我没有把赶我走的事告诉您。我要走了。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一直找各种借口呆在您的屋里,我想哭,又怕您发觉,只好强忍着。您看出我有些反常,以为是我身体不舒服,再三催我早睡,我只好走了,走了……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而您则通宵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几次披上衣服要过去,都被妈妈拦住了。我躺在床上悲愤地想: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第二天破晓,我就起来了,见您的屋里还亮着灯,我知道您没睡,我在您的房前转了很久、很久,不能决定是否该进去同您告别。那时,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怎么能估计得充分,幻想迟早总有一天还会见到您,眼下您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我怎么能再让您伤心?再说我也想避开使人心碎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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