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能事,从中散发着令人感觉到“熟悉中的陌生”的大家气象。鲲鹏击水之气势的另一层意义,可以向毛泽东早年的名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中寻找。这一名句当然也用了《庄子·逍遥游》中转述的典故:“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对击水行为,毛泽东是作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节的盛事来对待的:“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他主张在大江大河中锻炼体魄和意志,年逾甲子之后,他还把“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与古代圣人在川上所说的“逝者如斯夫”联系起来(《水调歌头·游泳》),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从游泳中生发出气度,生发出哲学,这和他早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磨炼武勇之意志的体育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同样(甚至更加)非常值得注意的,击水行为之所以如此有气势而令人难忘,是它用了“三千里”这个数量计程,并且与“人生二百年”这个数量计时相对仗。这就涉及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数字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数学与哲学,向被视为“科学之科学”。数字指向宇宙的时空维度,指向天地万物的计量,指向历史发展的进程,指向人类思维的有序和无序,某些神秘的数字还指向人类精神的隐秘。如《老子》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之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相生八卦”,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之所谓宇宙起源于纯洁而深奥的一,渐次达到圣洁的四,然后生出圣洁的十,从而成为天下之母,成为万物之锁钥。以原始思维为根,数字在极浅白中包含着极深刻,极简单中包含着极复杂,极轻盈中包含着极厚重。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当然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毛泽东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兼茂,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围剿”中那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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