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构建中国社会人伦关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当今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完成了政治革命和经济腾飞之后,迫切需要进行现代人伦关系的建构。孝慈文化信仰是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的基石,是先进政治文化的理论源泉,是畸形商业文化的解毒剂。孝慈文化信仰也是对于人文主义精神的新的阐发,是对人的善良本性的充分肯定和极大弘扬,是相信可以凭借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治愈现代社会病的乐观主义。 关键词:孝慈 文化 人伦关系 精神信仰
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历史感的民族,也是一个注重德行和德治的民族。当我们完成了救亡图存、反抗外来入侵的政治革命以后,当我们完成了产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在经济上腾飞以后,对照并不完美的社会道德现状,我们需要重塑现代人伦关系,并且以此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经济腾飞,都是一定程度上与历史传统的割裂和诀别,都伴随着痛苦的自我反省和自我革命。而在经历了政治革命和经济腾飞之后,应急式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激进的思维应该被常态的思想所取代,未来的愿景需要与以往的历史做一个有机的对接。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的孝慈文化信仰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收拾被政治革命和市场经济冲击和扭曲的人心的不二之选。因此,孝慈文化信仰是重塑当今中国现代人伦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
一、孝慈文化信仰是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的基石
家庭婚姻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人伦关系,稳定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所谓家不齐则国不治,国不治则天下不平。中国传统的家庭其内涵不同于现在的夫妻加孩子的核心家庭,而是包括父母、祖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所谓家和万事兴,家庭的和睦是各项社会事业兴旺的前提和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极大冲击,在家庭婚姻关系上更多的强调夫妻双方的权利和相互之间的义务,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注重的代际伦理关系却有所忽视和疏解。当今社会对离婚的文化宽容度空前之高,这相比于封建时代男女双方的婚姻受到很多非感情因素的限制,不能自由恋爱、结婚乃至离婚,致使许多无爱婚姻的存在,甚至存在活人守寡、守节等不人道的现象而言,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对离婚的文化宽容度增高,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对婚姻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为人子女者不守孝道,不愿承担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愿对父母进行精神上的回馈和情感上的陪伴,因为对待父母的态度和义务产生分歧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现象有日渐增多的趋势,而父母在子女婚姻关系问题上的话语权日趋下降,在现代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权重几乎为零;为人父母者缺乏慈爱之心,不愿承担对子女的关爱义务,不愿为子女的幸福和利益及维护家庭婚姻关系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感情破裂往往是这种不让步和不妥协的结果,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却往往倒果为因,以感情破裂为理由解除婚姻关系,罔顾这种行为对子女造成的精神伤害和社会后果。凡此种种,都构成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重要方面。
因此,在当今时代,必须大力倡导孝文化,把尽孝作为每一对夫妇的应尽义务,这是疏解空巢老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的关键所在;大力倡导慈文化,把慈爱子女的情怀发扬光大,对子女既养且教,促其成人成才,以此为核心努力化解家庭婚姻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是当今中国社会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的基石。每一个核心家庭都要认识到,家庭的成员不只是夫妻,还包括父母、子女,它不是利益的关联,而是情感的关联,每一个走入婚姻殿堂组成家庭的人都要接受这样的文化教育,都要传承这样的文化资源,父母对子女要多加理解和体谅,子女对父母要多加敬重和照顾,让最初伴随着我们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份爱情在孝慈文化的浸润下历久弥新。
二、孝慈文化信仰是先进政治文化的源泉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治国平天下与齐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本着自己的孝慈仁爱之心做人做事,把孝慈仁爱之心发扬光大,发散开来,就一定能够国治而天下平,这也就是所谓的家国一体。因此,中国政治文化对人的要求是内圣而外王,是德主而刑辅。在西方文化中,政治文化就是政党文化,就是选举文化,是一种靠外来的监督和竞选的压力来督促从而履行其政治职责的文化。中国的政治文化则不然,士大夫文化讲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人的政治成就是人的高尚道德人格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孝慈文化的合理的拓展。儒家的思想家孟子这样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里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显然就是孝文化的表现和延伸,“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显然就是慈文化的表现和延伸。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也多次把天下百姓称为“衣食父母”,更是说明了孝文化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前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畸形的政治文化。在表面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对权力实行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本身却缺乏现实的操作基础,中国不是选举政治,官员不是靠选举来获得政治的合法性,社会组织也没有发育和生长的现实基础,从而造成政治监督和制约的主体缺失,各种制度也形同虚设。西方政治的实践表明,要想形成与政府和官员对话和博弈的现实力量,非形成社会组织不可。单个个人在有组织的政府和官员面前其力量是十分渺小的,是不可能与强权抗争的。但是中国现实的政治文化又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存在着严重的断裂,那些传统文化中士大夫对自己人生事业和政治生涯的道德期许没有在官员中继承下来,他们在畸形的政治文化中自我矮化,称自己为“弱势群体”,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期许,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救世情怀,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他们没有君子式的社会精英的精神自许,有的只是难填的欲壑,有的只是膨胀的自我。对待父母他们只是给予物质上的满足,父母的逆耳忠言人生告诫只是当作耳旁风,等到锒铛入狱才想起对不起父母含辛茹苦和谆谆教诲,为不但不能堂前尽孝而且要让父母担惊受怕颜面扫地而羞愧;对待子女也只是一味的溺爱和纵容,并没有为子女做出人生榜样的自我意识,花天酒地,贪污腐化,信仰丧失,甚至演出子女屡次劝诫无效,要子女以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为手段才能找回原来的父亲闹剧,实在是令人汗颜。
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我们党已经在多个重要文件中表明了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模式和选举政治,因此,西方政治文化也就是政党文化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可能拿来为中国的政治服务。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只能从中国传统的孝慈文化中汲取营养,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家庭的幸福,父母的期望和安康以及子女的健康成长联系起来,大力弘扬孝慈文化,使得每一个官员都成为践行孝慈文化的模范,把孝慈文化作为人生的最高信仰,那么,我们政治清明社会愿景的实现就不会太远了。
三、孝慈文化信仰是畸形商业文化的解毒剂
“利润至上”是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本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是建立在极大的贫富差距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殖民地国家的苦难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不平等的贸易原则和贸易体系的基础上的。 当今中国的商业文化,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浸润和熏陶,缺少了传统商业文化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坦坦荡荡的诚实,缺少了“货通天下”的济世利民的情怀,缺少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坚守,许多人挖空心思地去靠歪门邪道去赚取利润,发财致富,把发财致富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和最大幸福,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毒奶粉,苏丹红,假冒伪劣横行于世,诚信经营寸步难行,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格局。
德国哲学家康德制定了这样的道德律令:“永远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手段。”中国的哲学家孔子也谆谆告诫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实质就是把人当作了资本家赚钱的手段,人只是他们获取利润的工具。从中国孝慈文化出发,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子女有着慈爱之心,当然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每天吃到的都是毒奶粉,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大头娃娃”;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不希望自己的父母每天吃到苏丹红,吃到地沟油,吃到三聚氰胺。因此,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里仍然堪称金科玉律,孝慈文化的弘扬是畸形商业文化的消毒剂,是建设健康商业文化的重要文化资源。
许多人把商业文化中诚信的缺失归结为法制的不健全,归结为监管的不完善,这都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把人看作是恶的,是自私的,所以需要严格的外在约束,不然人就是魔鬼,甚至比魔鬼还要坏。中国商业文化传统其基本的伦理基础是人性是善的,我们不需要特意地强调企业家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只需要把自己对父母的孝,对子女的慈发散到他人身上就可以了,因为每一个人也都是别人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幸福和健康同样宝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一个人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足够了。当然必要的监管是不可少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东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外在的约束变成内心的道德坚守和道德自觉。
四、孝慈文化信仰是人性的阐发和升华
中华民族强调“百善孝为先”,强调孝为人伦之本,道德之基。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说明了孝是德之根本,道德伦理和文化教育均以孝文化作为基础。孝也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孟子曾经讲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也就是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很小的,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是道德观念,也就是孟子所阐述的“四善端”。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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