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29日，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金沙江岸。

　　同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个月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我侧后有敌人70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在本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在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已有可能了；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

　　在共产党的对手国民党阵营里，胡宗南可以称之为一位“有识之士”。

　　早在红四方面军放弃川东北根据地，于1935年春天向眠江流域发展时，胡宗南就判断中央红军有在川西北会师的可能。胡宗南分析，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固然有在川西北会师的企图，但是川西北乃不毛之地，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四周有国民党大军“围剿”，必不是红军久留之处。红军的根本企图仍然要向大西北腹地发展，进出甘、宁、青、新数省，前往中苏边境地区，打通国际交通线，以取得苏联的国际援助。如此看来，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仍然要走川甘通道北上。

　　胡宗南将红四方面军的动向和他的分析成果，及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最害怕中央红军与川陕红军合兵一处，然后进出川、陕、甘、青、宁、新数省，打通国际交通线。为此，蒋决定成立西北“追剿”纵队，指定胡宗南出任纵队司令。西北“追剿”纵队成立之后，胡迅速调集部队，星夜向陇南及川甘边境地区集结。为了途中不出现意外，按时到达陇南，胡严令各部队在集结途中，避免一切干扰，星夜兼程，到达指定地点。为了迷惑红军，胡指挥下的30个步兵团的兵力，不设总指挥，一切指挥和参谋业务，只以第一师的名义暂代。

　　4月下旬，胡宗南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地区，对所属部队下达作战任务。他分析：在川西北地区堵截红军的最重要地点，就是平武和松潘两镇。

　　特别是松潘，是红军经川西北上甘肃的咽喉，得之则全盘皆活，失之则满盘皆输。胡宗南得到消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正在沿涪江西进，决在抢占平武，进击松潘。于是，胡不待其部队全部到达，便先期率领两个师及两个补充旅，采取攻击前进的方式，向平武、松潘突进，以防被红军捷足先登。平武城本来已经被红军占领，可惜红军只是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且无意坚守，虚晃几枪后，即弃城不战，主动撤退到涪江的南岸。胡宗南所部出平武城沿涪江西进时，一支红军部队亦沿着涪江南岸向松潘急进。胡宗南闻讯，亲率先头所部，不惜一切代价，抢占松潘。红军因行动迟缓了一步，到达松潘以南60里的要冲镇江关时，松潘落入敌手。但是，当时胡部的主力尚未到达，红四方面军的两营兵力的前锋与胡先头部队虚晃几枪，就主动撤退了。胡宗南被吓出一身冷汗，若红军全力进攻，胜负仍将是未定之数。据说，胡宗南已经策划好了被红军俘虏之后如何脱身的准备（见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会师。官兵欢呼跳跃，握手拥抱。这里，红四方面军充分做好了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他们筹集粮食，设点熬盐，筹集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子、皮背心。

　　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北地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毛泽东，深感这里竟是如此的荒凉贫穷，吃穿解决不了，怎么建立根据地？即使没有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也得赶快向前走。于是，毛泽东审时度势，将川西北根据地北移了500多公里，到了甘南地区。

　　中央领导会见李先念等人时，毛泽东摊开军用地图，分析红军面临的形势：东面，派系庞杂、互相争斗的四川军阀，因屡遭红军重创而观望不前；南面，长途尾追疲劳不堪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已经土气低落、军心涣散；北面，胡宗南部虽然跃跃欲试，但大部在陕南，尚未集结。毛泽东说，全国抗日的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抗日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