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我们撤出张家口，我便把孩子寄养到河北平山县东黄泥村老乡家里。1948年秋，老乡捎信来说，孩子病重，让我赶快去看看。从阜平去平山100多里路，我只顾骑着马赶路，路过西柏坡(中央驻地)时遇到熟人也顾不得打招呼了。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隐隐的叫喊声：“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一会儿，就有个陌生的青年人把我拦住了。“你是毛远志吗？”

　　“是啊，你是谁呀？”

　　“我是岸英。你要到哪去？爸爸前几天还打听你呢。”

　　我们从小分离，多年没见过面，彼此不认识了。这次相遇我们都很高兴，但顾不得细说。当他得知我的孩子病重时，直催我快走，并说需要帮忙时就给他捎个信来。

　　我匆匆赶到老乡家时，看到孩子因患痢疾已经病的奄奄一息了。村里无医无药，我赶忙托人捎信给岸英。很快他就骑着马赶来了，我们一起抱着孩子来到西柏坡，经医生急救，孩子转危为安。这时，我和岸英才松了一口气，吃过饭，我们又聊了半天，而且非常谈的来。那次同岸英弟弟的交谈中，有一件事使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我在他的书摞中发现有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思想方法》，我想要。他却说：别的书都可以给，这本书不能送你。

　　“为什么？”

　　“爸爸讲了，他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也不能把他同马恩列斯并列，说他不够资格。你看，这本书的封面是马恩列斯毛的头象并列，所以就不能送给你喽……”

　　岸英严格按伯伯的要求做，这对我是个很好的启迪。

　　1950年，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也通过信。岸英弟弟虚心好学，对人诚恳热情，很有志气，很有希望，我为失去这样的好弟弟而悲伤。

　　伯伯不仅对岸英弟弟严格要求，对我们这些小字辈，他都是比较严要求的。使我铭刻在心的是，我将要离开延安时伯伯对我的一再叮嘱。当同意我们去东北时，他说：“你们应该到实际中去锻炼，闯一闯好。但要记住，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那里的同志讲团结，和人民群众讲团结；不论到哪里，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不论到哪里都要依靠组织，不要依靠家庭，不能有任何特殊。”当我们已向他告别走到院子里时，伯伯紧拉着我的手，又一次叮嘱说：“你在二局的表现不错，今后工作中还是要相信同志，依靠群众，不能特殊。”

　　伯伯一再恳切地教导我，期望我能站的直，走的正，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伯伯的心意我明白，他是盼铁快成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