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要我写篇回忆伯伯毛泽东的文章，我欣然接受了。

　　光阴荏苒，一晃伯伯离开我们已14个春秋。每当我回忆起伯伯，往事历历在目，就仿佛是在昨天。又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禁凄然泪下。我怀念、我发自内心地热爱他老人家。因为他不仅是我的伯伯，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

　　回忆伯伯往事，思绪万千，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就从我的童年说起吧。

　　一

　　1938年3月，我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到了伯伯的身边。我终于有了温暖的家。

　　我是1922年5月5日生于长沙。这年冬季，爸爸毛泽民从长沙去了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次年，伯伯、叔叔也先后离开了长沙，只有妈妈王淑兰带我回到家乡——韶山。1925年2月，爸爸和伯伯一家人都回到韶山。当时伯伯身体不好，爸爸是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他们兄弟俩都说是回来养病。这时我们家热闹起来了，经常有许多客人。那时我还小，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记得有一天，家里摆了二、三桌饭菜招待亲友，因我太小，母亲就让我用大人坐的板凳头当桌子再给我一个小凳子，自己坐在那吃饭，我不时好奇地抬头看看爸爸，看看伯伯。他们都是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爸爸穿一身白粗布衣服；伯伯穿的是蓝大褂。他们有说有笑，从天亮到天黑，总是说不完的话。家里的气氛也随之活跃了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先是爸爸走了，后来伯伯、伯母(杨开慧)也带着小弟弟走了，又只留下了妈妈和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次回韶山说是养病，实际上是在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实现工农联盟的大革命，进行了实际探索。爸爸离开后就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7年，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阀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大革命失败了，湖南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捉拿毛泽东，搜捕他的家人，没收他家的房屋和田产。从此，我便无家可归。

　　我母亲是1925年跟随伯伯和爸爸投入农民运动的，1926年入党，曾担任湘潭清溪乡女界联合会的副委员长，当然也在大搜捕之列。她不能在家乡活动了，到长沙转入地下工作。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她被捕了，被关进了长沙监狱，我被寄养在乡下的亲友家。1930年初，妈妈为了在监狱中对内对外秘密联络的需要，要人把我送到了她身边。妈妈同牢房的罗星同志也带着小儿子，名叫华初，比我大一岁，我俩就一起承担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直到这年7月，彭德怀带领红军进攻长沙时，母亲才带着我越狱。出狱后，妈妈收养了烈士遗孤华初哥，从此母子(女)三个开始过着颠簸流离的生活，三天一搬家，五天一挪窝，一次次逃过敌人的追捕。后来情况更险恶，生活也愈加困难，妈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让华初哥去给人家放牛。不久，我也在一个富农家做了小工。每天喂猪、种菜和烧饭。后来，妈妈又把我送到沅江县的傅家做了童养媳。在那乌云压顶的岁月里，我自小就一直过着恐怖、流浪、饥饿和遭受种种虐待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多么能盼望自己也能有个温暖的家，再也不受人欺凌和打骂。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37年，为了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时父亲来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读书。同年11月，母亲和表姐章淼洪来沅江接我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经办事处安排，于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一路到了延安。像孤航的小舟饱经了惊涛骇浪的冲击，终于驶进了幸福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