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了50里山路还没吃饭？那就赶紧吃吧!”伯伯一边疼爱地说，一边又让警卫员再给拿个好菜来。不一会，警卫员端来三个烤辣椒。这的确是伯伯常爱吃的好菜。再看看他们吃的饭菜，也只有二米饭(即大米和小米做成的饭)和一个炒黄豆芽菜。我端起碗来，把伯伯他们吃剩的饭菜一扫而光，还象没有吃饱似的。伯伯对我说：“学了文化，会写信了，你写的信我收到了。你经常头痛，我听说了。”

　　在座的叔叔问我多大了？是否申请入党了。

　　“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加入的？”伯伯半信半疑。

　　“我1938年10月就是预备党员了。只因为我年龄不满18岁，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预备党员。”(那时预备期一般为三个月)

　　“哎哟，你好辛苦哟。”伯伯幽默地说。

　　“辛苦倒不是，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的……”伯伯高兴地拿了一叠纸和两支铅笔送给我。我很激动。因为那时边区受经济封锁，纸张铅笔都比较困难，能得到这些学习用品，那是相当珍贵了。同时我也明白，这是伯伯对我学习、工作的鞭策。

　　当伯伯了解到我是来延安医院看病时，他慈爱地说：“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学习。正好你妹妹(指李讷)和她妈妈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吃饭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吃。说着伯伯领着我看了他办公和居住的窑洞，然后又指给我看什么地方是厕所，最后带我走进妹妹住的地方，指指说：“你就住在这里。”当天夜里，我正睡的迷迷糊糊，警卫员把我推醒了。我不知为什么。原来伯伯工作习惯于通宵达旦，白天的饭也移到晚上来吃。夜深了，他要吃饭，让警卫员也给我送一个小猪蹄来吃。我迷迷糊糊地吃完，倒头又睡，真是疲乏极了。

　　过了两天，伯伯问我：“头痛是不是好点了？”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大约住了一个星期后，江青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看住的地方紧张，又怕影响伯伯的工作，不愿再住下去了，便去向伯伯告别：“伯伯，我想回去了。”

　　“咱们不是有君子协定，你住两个礼拜吗？”

　　我觉得头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过不来吧？”

　　我还是告别伯伯回到了二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伯伯住在一起。时间虽短，但使我深深感受到伯伯无微不至地关心。老人家的一片爱心，激励着我要更加努力工作。

　　1943年，我被调到西北局工作。一次我向伯伯说，我想去前方工作。伯伯笑笑拍着我说：“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果不其然，没多久，我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较厉害，组织上送我到西北局的农场养病。农场就在枣园，离伯伯住的地方很近。伯伯工作忙的厉害，却还惦记我。我在农场住了一间干打垒平房，自己做饭吃，屋里黑洞洞的，伯伯就关照警卫员拿了一些旧报纸来，把墙糊上。不知谁送了他两只风干鸡，他没舍得吃，让警卫员给我送来了。江青也来看过我。说真的，她那时也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伯伯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当时被人称颂为“弥天大勇”。但是我不相信蒋介石会放下屠刀，我日夜为伯伯的安危担心啊!“双十协议”签定后，伯伯于10月11 日回到延安，13日我就急忙跑去看望，一见到伯伯，我又高兴又疑惑地问：“蒋介石对你怎么样？他不是居心要害你吗？我们可耽心了，就怕他不放你回来。”

　　伯伯笑了：“蒋介石对我挺客气，还请我吃饭呢。”

　　“伯伯，你瘦多了。”

　　“嗅，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用点脑子就瘦。”接着他又说：“蒋介石这次请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们就有理，蒋介石就输了理。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个不会改变。但是现在他还没有下山，需要欺骗人民，需要时间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