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延安的当晚，伯伯要我们去了凤凰山他居住的窑洞。我见到伯伯兴奋极了。伯伯高兴地吃着妈妈让我给他带来的云片糕，连声说：“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家乡的东西了。他问家乡的情况，又问到我们一路来的情况。我急急地回答后，便向伯伯打听父亲的去处。伯伯说：“你父亲已经到新疆工作去了。”我到延安晚了一个月，不能见到一别十多年的父亲，心中不免有些惘然，但很快就被伯伯的一片挚爱所代替。伯伯乐呵呵地同我聊起了家事。他说：“你原来还有个哥哥，7岁那年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诊治，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要不是伯伯告诉我，我还真不晓得自己还有个哥哥。伯伯又问：“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妈妈送我到了汉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

　　后来伯伯又说：“四嫂(伯伯按家乡习惯这样称呼我妈妈)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说罢伯伯和我都笑了起来。我说：“临行前，妈妈一再嘱咐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不要打搅您。小孩子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伯伯听了点点头。我提出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伯伯说：“你年龄还小了点。”并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我念。我被考住了，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伯伯笑着说：“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伯伯即提笔给总参谋长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我去延安鲁迅小学(后为保育小学)读书。我这个流浪儿从此投入伯父的怀抱，尽情享受着慈父般的温暖。

　　二

　　到延安的第三天，我便到鲁迅小学上学了。15岁，在同学中我的年龄是大的，但文化基础知识却比其他人差了一大截子。因此无论是平常还是节假日，我都住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补习功课，希望能尽快赶上其他同学。只有经过冰霜的严寒，才知道春天的温暖。饱尝了生活的磨难，更能体会到学习的来之不易。

　　一段紧张学习以后，我很想念伯伯。阳春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便和章淼洪一同去看伯伯。在谈话中，伯伯问我是哪年生人？

　　“民国12年，农历3月20日。”(后来才弄清楚是民国11年，即1922年生)

　　伯伯随手翻了一下日历说：“今天不正是你的生日？”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们就在这里吃饭。”伯伯让警卫员烧了两个猪蹄子，还煮了挂面，和我们一起吃了饭。那顿饭我吃的好香!回来的路上，表姐才提醒我说，你知道吗？伯伯今天给你过生日了!

　　我心头一热，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说实在的，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我过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给我过了生日。

　　记得那次伯伯问我在学校的情况，我说学校里有个“民族先锋队”组织，要我参加，我不愿参加。因为那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加入共产党。那时我单纯幼稚的可笑。

　　“参加‘民先队’也不错嘛!你现在年龄还小，将来长大了才可以加入共产党。”随后，伯伯又给我讲了共产党和其外围组织的关系。听了伯伯的话，我回学校不久便加入了“民先队”组织。这年10月，又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

　　1939年9月，我刚补习完小学5年级课程，就被调到军委二局做机要工作。一道去的还有华初等几个同学。那时我年轻，好强争胜，又因为自己读书少，文化程度低，就更加拼命地工作和学习。有时一连两三个夜晚不睡觉，不懂得劳逸结合，时间久了，落下了头痛的病根。1942年冬，我从安塞去延安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去看望伯伯。正好他同几位客人刚刚吃完饭，警卫员在收拾碗筷。

　　“不要拿走，我还没有吃饭呢!”当时我那身装束不象女孩子，言行也没有一般女孩的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