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确是比较自由的。葛健豪经常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事，谈妇女解放。她还倡导学生唱歌、跳舞，积极组织跳高、跳远、竞跑等许多体育活动。她自己兼任教导主任，蔡庆熙任缝纫教员，蔡畅任音体教员。当时，在女校学生中，“放足”、留短发，提倡妇女自立自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一时蔚然成风。这些“越轨”的思潮及办学行动，触怒了封建势力，他们说“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便唆使官方“严加整饬”。终于，三个学期后，“二女校”被迫停办了。

     这个打击，并没有使葛健豪气馁。她已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她一直积极地投身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1924年6月9日，她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并参与了女界联合会简章和宗旨的讨论、制订工作。1925年夏，她又在长沙颜子庙办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当时，省总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特别多。学校开办时为两个班，后来增至4个班。这所学校由于与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了革命者的活动场所。葛健豪亲自为党传递信件，担负党的接头任务，还让党内的许多同志在校内寄住。毕业学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革命者。“马日事变”后，学校的一些革命者的身份暴露，女子平民学校因此遭到了破坏而停办。
 
    涉重洋　赴法留学四载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新民学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互呼应。当时有些人的出国经费有困难，葛健豪便利用与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是亲戚和同乡的关系，通过他向裕丰纱厂借来了银洋600元，解决了部分人的困难。不久，蔡和森动员自己的母亲也去。这一年的12月25日，葛健豪遂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30多位学生，在上海启程赴法留学。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报纸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经过35天的海上航行，葛健豪一行于1920年1月30日安抵法国。她与同去的6名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公学。葛健豪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是她传奇经历中更具传奇色彩的四年。在这里，她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任何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从一个个单词学起，在同去的人中，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了。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她积极支持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那时，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一起，白天学习，回家后立即开始刺绣，直到深夜。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法郎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她不止是供自己和儿女们的勤工俭学，她还用剩余的钱资助他人。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她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队”，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到里昂大学请愿。1921年2月28日发生的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她又一次参与其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

　　1922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归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蔡畅于1923年2月在法国生下了小孩。葛健豪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她一个人要付出几倍的辛劳，但她坚持下来了。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归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