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81岁，是个余生不多的老人了。越是临近生命尽头的时候，心中愈加沉重，特别是经历过生死苦难之后，内心的亲情愈加地浓烈起来，已经作古的亲人们在心底凸显：外婆葛健豪、父亲李富春、母亲蔡畅、二舅舅蔡林蒸、三舅舅蔡和森、舅妈向警予一一浮现在眼前......这些亲人中我最为难忘也是最为敬佩的就是我的外婆。我真的好想外婆，因为是她保留住了我的生命，又含辛茹苦把我抚养长大。直到今天，我和外婆相依为命的生活细节，依然历历在目，无法挥去。

    外婆1865年出生在湖南双峰县的一个小官吏家庭中，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但是外婆天性倔强，从小就不甘束缚，为自己的命运不断抗争，可她怎能抗争得过强大的封建制度呢？最后她还是被家人依照媒妁之言送上了“嫁鸡随鸡”的女性悲剧之路。婚后的外婆依然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度过一生，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不仅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还让他们走出大山到长沙求学。外婆对我的母亲蔡畅更是爱护有加，为了不让丈夫将女儿卖给人家做童养媳，竟然背负着大逆不道的罪名，让儿子连夜带着14岁的蔡畅逃离家乡。不久她也到了长沙，走出了摆脱命运的第一步。40多岁的外婆在长沙开始了她全新的生活。

    1919年前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大批爱国志士走出国门，到西方寻求救国之路。这年12月，外婆随蔡和森、蔡畅，还有后来成为我舅妈的向警予等一批年轻人从上海登船前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人们的目光全被这位裹着小脚、年过半百的老太太吸引了。一时间，外婆的非凡壮举成为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她被人们称为“惊人的妇人。”外婆勇敢地面对流言蜚语，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三寸金莲”迈出了国门。这一迈，使她不仅成为1600名留学生中年纪最大的“学生”，也是唯一缠足的“女生”；同时也迈进了一个更加崭新的世界。

    外婆堪称中共党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不是党员的老党员。毛泽东主席曾在她去世后送挽联，称赞道：“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是外婆家的常客，与舅舅蔡和森一道在她家里成立了新民学会。外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她不仅支持儿女参加革命，还出售自己刺绣的湘绣制品筹集党支部的活动经费；她不仅呵护着自己的儿女，也同时关爱着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李富春等和儿女一同革命的青年们，成为大家共同的革命母亲。直到邓小平进入老年，还经常回想起葛妈妈当年给他做辣椒面条的情景。

    我是1924年在法国出生的。出生前母亲差点要堕胎，终止我的生命。因为母亲要回国参加革命，不想让孩子成为她的负担和拖累。但是遭到外婆强烈的反对，她说：“孩子是革命后代，有权来到这个世界！”在她的坚持下，母亲只好生下我，但母亲随即做了结扎手术，终身不再生育。尽管这个世界并不明亮，并不是处处盛开着鲜花。远在东方的祖国还在军阀混战中，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可生命毕竟是美好的。我的降临，爱我的，最喜欢我的只是外婆。她按照我母亲法国名字头两个拼音字母“TT”的谐音，给我起名为“特特”。不久，父母、舅舅舅妈相继离开法国。外婆独自带着襁褓中的我绕行了大半个地球，九死一生回到中国。此时国内，正面临大革命低潮时期，上海、武汉、广州这些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地区已是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二舅蔡林蒸参加省港大罢工，惨遭军阀屠杀。60岁高龄的外婆又一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很快我的舅妈向警予也被国民党杀害。外婆并没有因为失去两个亲人而胆怯。她用她巨大的悲伤换取了她更加坚强的革命信念，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我协助父母在上海、香港白区做地下工作，而且还郑重向儿女们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可她的愿望被和森舅舅和母亲劝阻了：现在党组织处于白色恐怖包围中。你年纪这么大了，又是小脚，入党反而会给党组织增添麻烦，留在党外同样可以为党做工作！尽管外婆没有实现入党的愿望，但她替儿女分忧，带着我回到湖南老家抚养。

    1938年，我从湖南永丰县中学被党组织接走，临行匆忙，没能与外婆见上一面，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诀别。我越走越远，从长沙到武汉，到兰州，再到新疆，最后到了莫斯科。后来我听说，外婆一直不知道蔡和森舅舅牺牲的真相。因为母亲怕她经受不住失去最后一个儿子的打击。外婆去世前，一直在苦苦期待着和森舅舅回家。我想，外婆也同样思念着我，等我回家。直到1952年我第一次回国，迫不及待地去湖南老家看望外婆的墓地。在双峰的山坡上，我看见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土堆。我日夜思念的外婆永远睡在了生她养她的红土地里。

    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心愿，要把外婆的传奇经历告诉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这个心愿被耽搁了，等有时间完成这个心愿时，我又年老了，力不从心了。直到遇见青年作家李伶伶，在她的帮助下，我这个多年的夙愿，终于在外婆诞辰140周年之际完成了。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晴宜同志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中国妇女出版社为这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