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葛健豪(中)、蔡畅(右一)、向警予(左三)等勤工俭学生在法国蒙达尔纪女校

1920年3月21日，枫丹白露公学的勤工俭学生发起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召开游艺大会合影。前排左一蔡畅、左二向警予、右四葛健豪

1982年许德珩为葛健豪题词

    葛健豪，原名兰英。蔡和森、蔡畅之母。清同治四年（1865）八月十七日生于荷叶桂林堂。16岁时与永丰蔡寿菘之子蔡蓉峰结婚，生三男三女，除大儿，二女早亡外，余皆走上革命道路。

    一、名将后裔

    1.葛健豪的父亲葛葆吾

    （承霖），咸丰年间入湘军，因作战有功，累官至道员（正四品）。同治二年（1863），葛葆吾新募湘勇四营（称中、前、左、右营）及亲军一营，自成一军，赴豫剿捻，是湘军中能独领一军的重要将领，归河南巡抚张之万调遣。同治皇帝曾在三次“钦令”中，指挥葛军作战。其中，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钦令”云：张之万已由汝州移营南阳，着即饬宋庆、葛承霖之军，由内乡等处跟追，期与楚军合力会剿。（《曾国藩全集•凑稿七》，第4082页）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太湖北冗军，増募湘军七营（称湖北新军）。以表弟彭杏南、福建提督郭松林为大将，葛葆吾为偏将。同治六年二月十八日，彭杏南、葛葆吾战死于湖北蕲州六神港。曾国藩在日记中云：

    接沅弟十九日二信，知十八日又系大败……表弟彭杏南暨葛承霖等阵亡。亲邻中在该军者甚多，想伤亡不知凡几。（《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356页）
曾国荃在家书中则云：

    杏南、葆吾皆美材，而极得力，同死一处。吾族昔从曾良佐、萧孚泗立功者，悉隶杏南部下，闻此次所丧之员将近十五人，推此可概其余余矣。（《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下卷，第4082页）

    湖北新军，由此全军溃败。

    葛葆吾战死时，葛健豪年仅1岁零4个月，她和哥哥葛望嶔是由母亲陈氏抚养成人。幼时，葛健豪随兄读书家馆，她聪颖好学，性格坚毅，思想豁达，知书明礼。

    二、回归荷叶

    葛健豪16岁时与永丰蔡蓉峰结婚时，蔡家已经中落。蔡蓉峰凭借岳父葛葆吾在湘军中的战功，叔岳父葛莅吾与曾家的亲戚关系，又通过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槼在江南机器局任总办的关系，在上海机器局得到了一个小职员位子。葛健豪随夫到了上海，在此生下了第三男蔡和森。但蔡蓉峰在上海不仅学会了抽雅片烟，还讨了小老婆。在机器局，蔡蓉峰对工人大摆官僚架子，在家里对葛健豪母子神气十足。侠义坦荡的葛兰英过不惯这种受气的日子，于1899年春天回到了娘家荷叶桂林堂。第二年，蔡蓉峰从上海回来，想把葛健豪母子接回家中永丰，但性格刚毅的葛健豪坚决不同意，蔡蓉峰只好在荷叶买下光甲堂及30亩耕地，定居下来。1900年蔡畅在光甲堂出世。

    1907年，秋瑾在浙江绍兴就义，对葛健豪的思想影响很大。原来秋瑾的婆家是荷叶另一大户王姓，其父王黻臣与曾国藩及葛家也有远亲。1906年秋瑾从日本归国后，以借办大通学校的名义组织革命机关，曾回过荷叶向王家索取银两千两；为不牵连家族，她在荷叶宣布和家人诀别，脱离骨肉关系。当时乡里亲友不明真相，莫不骇怪，以为是疯癫。而葛健豪十分钦佩她是“智仁勇兼备的女子”，经常勉励自己和教育儿女，要做秋瑾那种有益于社会的人。第二年秋瑾在浙江绍兴被害后，尸体运回了家乡，她与女儿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光甲堂居住期间，葛健豪家里也发生过一些不幸的事变；1903年她慈祥的母亲陈氏去世；1904年年仅11岁的二女儿顺熙，不幸从吊楼上跌落下来夭折；1907年22岁的大儿子蔡麟仙患白喉病死去。这些不幸事件的相继发生，她认为是光甲堂这个屋场风水不好，1908年当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便与丈夫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到了老家永丰镇。

    三、迁居永丰

    葛健豪迁到永丰，身边只有3个孩子，即年19岁的蔡麓仙，13岁的蔡和森（原名和仙）和8岁的蔡咸熙，由于家庭日趋破产，儿女们都没有继续上学业。麓仙在自家门前摆个摊子，做点小买卖；和森进蔡广店当学徒；咸熙白天帮母亲做点家务，晚上母亲教她认字。但这样安排儿女们的生活，并不是这位做母亲的心愿。当儿子蔡和森三年学徒期满后，立志要上学读书时，她欣然同意。母亲的支持，成了儿子发奋读书的动力；儿子读书的优异成绩，又给母亲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她什么都听儿子的，尤其喜欢儿子讲时局的变化和革命的消息时，认为这是一件转变社会风气的大事，于是带头把自己头上的“巴巴头”剪了。她的行动，曾给永丰这个小镇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得全镇剪辫子的人很多。后来蔡畅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母亲在那时候，可真是一个可惊的妇女，当一九一一年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50岁了（实际只有46岁——笔者），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决定不仅她的孩子们，连她自己都受到教育。”（韦尔•斯诺：《续西行漫记》）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她越来越感到送儿女读书的重要性。当许多新的学校在省城长沙兴办时，她决计送儿子进省城去读书。因为家庭已经破产，拿不出旅费和学费，她把自己私藏了几十年的嫁妆——一包首饰拿出来，交给儿子去典当，使儿子蔡和森在1913年远离家乡，走上了读书救国的道路。

    葛健豪不仅积极支持儿子读书，还支持女儿同封建习惯势力作斗争。在当时，别的人家都把女孩关在房内，遵守着“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她却让女孩蔡咸熙到外面跟男孩子一起玩；别人家的女孩儿几岁时就要缠脚，她不这样做，所以蔡畅（咸熙）从来没包过脚。铁别是1913年夏，蔡蓉峰为的5000元银洋的聘礼，要把年仅13岁的蔡畅卖给一户地主做小媳妇时，她更是十分气愤，激励女儿同父亲抗争。为了女儿免遭迫害，她要女儿躲到长沙的一个亲戚家去。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母亲支持，年幼的蔡畅顺利地来到了长沙，在那里找到了哥哥和森，不久就入了周南女校体育专科，开始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紧接而来的是蔡蓉峰的离家外出，丢下家里不管。但葛健豪对于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和惋惜，而是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像秋瑾那样，彻底打破封建的枷锁，走自由解放的道路。

    正在这时，蔡和森从省城回到家里，鼓励母亲同儿女一道去长沙寻求新知识。合算呢告诉她，省城有个女子教员养成所，是转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学校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后，就能担负女子教育。她觉得自己如能致力于女子教育，确实是有益于社会的事。于是，她要求儿子在下个学期带她去考考那个女子教员养成所。并打发儿子到衡山去把已经出嫁的大女蔡庆熙接回来，一道进省城去读书。
  
    四、奇志可嘉

    1914年春，年近50岁的葛健豪带着儿子、女儿还有一个4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进了省城。当她来到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还带着儿孙来读书，不肯让她报名。她十分气愤，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评理。县官默默地读了她的呈文，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就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 这样，她被免于考试，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大女儿蔡庆熙先入自治女校，后转衡粹学校学缝纫、刺绣。外孙女刘千昂（后名刘昂）进了幼稚园。她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曾在湖南传为佳话。

    葛健豪在女子教员养成所是十分勤奋好学的。为了尽快地掌握知识，她刻苦攻读各科课文，每晚学校的就寝铃声响过后，她还要自学几个小时才睡觉。她尤其喜读国文和唐诗，许多唐诗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她还不顾封建思想的束缚，敢于参加音、体等活动，起过很好的带动作用。在学校里，大家都乐意地接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老师们也喜欢这个“学生” 。因为这样的学生在当时的确是不可多得的。

    她的勤奋求学精神，还赢得了毛泽东等有志青年的由衷敬佩。1914年春，毛泽东从湖南第四师范转入一师后，很快地与蔡和森相识了， 通过与蔡和森的同学关系，也很快地相识了葛健豪，每次一见到她，总亲切地尊称她“蔡伯母”。她也很钦佩毛泽东，不仅经常鼓励儿女们要以毛泽东为楷模，而且自己也成了毛泽东这班有志青年革命行动最热情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五、女校校长

    1915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结业了。她回到家乡后，想在永丰创办一所女子学校，儿女们非常赞成她的主张。蔡和森还利用假期专程去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当时，湘乡县政府已在县城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同意再在永丰镇办一所同样的学校，并明确县城的这所女子学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永丰镇这所女为“第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她任职以后，立即着手征聘教员，组织开办的筹备工作。第二女校校址设在永丰镇观音阁。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前夕，这里曾办过一个女学堂，由于规模小，进学堂读书的全是些少娘、小姐，辛亥革命后，学堂收到社会的冲击，也就办办停停。第二女校决定筹办后，根据葛健豪的要求，改造环境，改变学科，重新组织开学。第一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从第二个学期起，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三个办，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妇女，约100多人。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布、绣花为主，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妇女。不仅免收学费，对缝纫、织业班的学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津贴费。这对于鼓励妇女求学和开辟就业门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当时，很多妇女把第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

    葛健豪既是第二女校的校长，又是该校的教员。她非常重视国文课的教学，认为女子要取得同男子同等的地位，首先就要掌握同男子一样的文化科学知识，受男子同等的社会教育。按照当时教育的规定，学生必读《圣经》，星期天要做“礼拜”，祷告上帝，但她根本不搞这一套，而是给学生讲时势、论国事。这时，她儿子蔡和森已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转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吸收的新知识也越来越多，他经常用书信的形式向母亲及家乡传播新思想。葛健豪每次一接受儿子的新思想，就立即向学生传播，使二女校办成了一个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阵地。她还在学校极力倡导女子参加唱歌、跳舞、跳高、跳远等活动。她的年仅15岁的女儿蔡畅，在二女校担任了音体教员，使得学校非常活跃。不少的女性经过这些活动，体会到了缠脚、蓄辫的危害性，年纪较大的放了脚，年纪较小的不缠脚了，女生几乎都留短发。

    葛健豪这些办学的“越轨”行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他们恶毒地咒骂她母女是什么“文不文、武不武”、  “男不男、女不女”，说什么”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多方阻挠妇女入学，使得这所仅办了三个学期的新型女子职业学校，终于因停发教育经费而不得不暂时停办了。

    1917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决定暂不去谋个人职业，而要在省城同毛泽东等同学继续从事真理的探索。当时，葛健豪由于第二女校的停办，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眼前利益，十分赞成儿子的主张，为支持儿子同毛泽东等青年的革命行动，她决定再跟儿女们进省城。就在这年暑假，她们一家三代人第二次来到了长沙，先在岳麓山下的饮马堂租了一间房子，旋因人多挤不下，不久又搬迁到滦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

    六、刘家台子

    刘家台子又名周家台子，是一座墓庐式的青砖瓦屋。房子的槽门口挂着“沩痴寄庐”四个字的铜牌。 “沩”，即沩水，在宁乡县境内，可能它原来的主人是宁乡人。但葛健豪租居这房子时，房主叫周方，新化人，是蔡和森在高等师范的同学。这里位于溁湾市，距高等师范更近，房子也宽敞。因此，她一家迁来后．这里很快就成了蔡和森同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有志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时，葛健豪的女儿蔡畅在周南女校担任教员，每月只有八元的微薄收入，家里的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为不影响儿子同毛泽东等同学对革命真理的探索，葛健豪向原来的房主租了半亩菜地，每天带着长女下地种菜。当家里粮食不足时，她与女儿整天吃蔬菜或蚕豆，把粮食节省下来，供儿子招待毛泽东等青年之用。对于她的这种精神，毛泽东等青年非常敬仰。他们每次一来到刘家台子，总是问过一声“蔡伯母好”以后，就先到菜地里去帮助她干一活，然后才进屋同蔡和森讨论问题。她最喜欢听这些青年谈论问题，每当大家来家里聚会时，她总是坐在一旁静听，有时甚至参与讨论，渴望儿子同毛泽东等的愿望能够获得成功。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同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当成立会在刘家台子召开时，她与长女蔡庆熙特地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祝贺新民学会的成立。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去了北京。可刘家台子仍然是毛泽东等青年常来聚会的地方，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她家里。她把毛母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生活上照顾得十分周到，体现了毛蔡两家的深厚情谊。

    1919年夏，赴法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后，蔡和森回到了刘家台子，动员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等女青年赴法。葛健豪非常赞同儿子的主张，乐意将自己的一手刺绣工艺带到国外去。由于旅费有困难，她想方设法，最后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青年，于同年秋离开长沙，前往上海。

    七、赴法留学

    葛健豪一家人到了上海以后，新从法国回来的吴稚晖，大谈法国政府如何排斥华工，华工在那里生活如何困难，使一些青年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葛健豪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了怕回不来，因此，思想上曾一度动摇起来。但当儿子谈到像她这样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爽朗地笑了，表示坚决跟儿女一道走。为了帮助一些穷苦学生解决旅费不足的困难，她又利用与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槊的儿子聂云台的亲戚和同乡关系，向恒丰纱厂借来了银洋600元。并给一道去的湖南青年打气，从而坚定了一些思想动摇的青年。

    1919个12月25日在上海杨树铺码头乘法国邮船“央脱来蓬”号启程，经过30多天的航海旅行，葛健豪等于1920年2月2日安全抵达巴黎，7日到达蒙达尼。由于当时法国的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中学，儿子蔡和森入男子中学。这两所中学相隔只二三百步远，她们母子天天可以相见。因此，她尽管身处异邦，但思想情绪非常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