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与向警予共有一女一子：蔡妮、蔡博。蔡转、蔡霖是蔡和森与李一纯的儿女；刘昂、李特特分别为蔡和森的姐姐蔡庆熙、妹妹蔡畅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们大都寄居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留学莫斯科高等院校，归国后都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专家。他们与父母亲虽然工作在不同的年代，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名声也不如父母显赫，但他们不愧为革命先烈的后代，其业绩无愧于党和人民。

    革命的大家庭

1987年5月14日笔者罗绍志向蔡畅祝寿

    蔡妮，1922年4月出生于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长沙；蔡转，1928年2月出生于天津；蔡霖，1929年6月出生在上海；刘昂，1910年9月出生于衡山白果；李特特，1923年2月出生在法国巴黎。蔡妮和蔡博，与母亲向警予一起生活的日子最为短暂。蔡妮在上海出生后仅4个月，就由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爱的时间更少，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蔡和森与向警予最疼爱外甥女刘昂和李特特，她们从小受舅舅蔡和森、舅母向警予的思想影响最深。

    1923年秋，蔡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小外孙女李特特。其时，蔡畅与李富春由法国转莫斯科学习，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只好由外婆带回国来。葛健豪归国后，与李特特在上海蔡和森、向警予处仅作短暂停留，就回湖南居住于长沙天茂花园。不久，又搬到颜子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这里，既是她的家，也是党的地下联络地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表姐刘昂等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向警予、蔡畅偶尔回家时，孩子们便一拥而上，都能分辨出自己的妈妈；可蔡和森、李富春回来后，孩子们却不知哪个是自己的爸爸了，跑上前去都喊“爸爸”。祖母（外婆）帮孙辈们从脸型上进行区分：蔡妮、蔡博的爸爸蔡和森是“长爸爸”，特特的爸爸李富春是“圆爸爸”。

    1927年4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来长沙看望了蔡家父母及孩子们。这是向警予最后一次与蔡家亲人相聚！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就是蔡家唯一的那张“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历史纪念。一年后，向警予年仅33岁就在武汉为革命英勇捐躯了，其子女当时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的母亲牺牲的噩耗。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葛健豪带着全家老少回到老家双峰永丰居住生活。1928年春节刚过，她安排丈夫蔡蓉峰和长女蔡庆熙及孙儿蔡博留在老家，自己则带着外孙女刘昂、李特特和孙女蔡妮，转辗武汉、上海，为儿女们掩护革命。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蔡畅兄妹俩都是“六大”代表，他们准备将蔡妮带去莫斯科。葛健豪只好又带着刘昂、李特特重返家乡。从此，蔡和森、向警予的子女及外甥女们随祖母（外婆）隐居在永丰附近的农村，先后住过的地方有毛家塘、茶亭子、杨梅子咀、石板冲等处。

    俄语教授——蔡妮

2005年罗绍志与蔡妮、洪戈夫妇合影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党组织非常关心革命先烈和在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派员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至1929年，继蔡妮跟随父亲到达苏联后，蔡转、李特特、蔡博也先后离开家乡，被送往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融入到了这个彼此不分民族、肤色、语言的国际大家庭里。

    蔡妮到达苏联后的第二年春，父亲蔡和森为了工作之需匆匆回国了。而她哪里知道，那竟是与父亲的永别。1931年8月，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两年后，年仅11岁的蔡妮从李立三那里得知这一噩耗时，竟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也许是因为她自幼即痛失母亲向警予，再加上多年来动荡生活的磨练，使得蔡妮拥有这样一个坚强的性格。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正在莫斯科不远的蔡妮，转移到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与生活。这里，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赵世炎的儿子赵亚夫、赵施格，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还有世界许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子女。同年冬天，德国军队进攻莫斯科，伊万诺沃市情况危急，准备疏散市民。这里虽然没有遭到敌机轰炸和袭击，但蔡妮与同学们总要东躲西藏。一听到警报，就得钻进防空洞里，有时一蹲就是一个通夜，要等警报解除后才能走出防空洞来。
为了以防万一，战争时代的蔡妮还忍痛烧掉了自己珍藏的一本俄文版小册子，但她一直珍藏着父母亲的照片。“在那本名叫《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小册子上面，有李立三撰写的关于我父母的文章。”蔡妮回忆说，“当时为了安全，为了活命，不得不这样做，但我没舍得烧掉爸爸妈妈的照片，我只留下了父母的照片。”
 
    战时的贫困、饥饿始终伴随着蔡妮。当时的食品都是严格配给，只有学习好的同学才能每天吃到一次学校提供的午饭。而这样的午饭也不过是只有几片菜叶子的菜汤。正如蔡妮后来回忆说，“战争年代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十分艰难的，许多人都因饥饿而浮肿”。为了能吃饱，她常要卖掉衣服去换黑面包和黄油条，还时常和同学们去树林里采野果子充饥。没有鞋子的时候，就穿上共产国际发的那双木鞋。伊万诺沃市太冷，连晚上睡觉都要穿着衣服、戴着头巾。

    最使蔡妮难忘的是卫国战争胜利日。“那是值得永远牢记的伟大节日。5月9日那天，伊万诺沃市所有人都走上街头和广场，我们见到那么多幸福的目光和微笑。素昧平生的人们相互拥抱和亲吻，军人们在人们的‘乌拉’声中被抛向空中。扩音器中传出音乐，人们像孩子一样欢乐地跳舞，到处可以听到歌声。”蔡妮曾多次津津乐道地这样回忆过去。
 
    蔡妮在苏联度过了24个春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她深深地爱上了苏联，爱这个民族的人民和文化。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1953年11月，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于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她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上班时，姑父与姑母对她的赠言就是：“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当了3年多的儿科医生后，组织上于1957年把她调到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论医治病，蔡妮是称职的，但当医生得给病人书写病历，因不善写中文，这就使她为难了。于是，她向组织提出要求，请求到北京大学进修中文，或去从事翻译工作，而医院因工作的需要，怎么也不肯放她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蔡妮离开医院工作，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蔡妮，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全院师生们的欢迎。她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86年离休。

    2010年，俄罗斯总统签发，俄驻华大使亲自向其颁发参加原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老战士勋章。晚年蔡妮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环境幽雅的四合院里，与爱人洪戈及子孙三代安享晚年。她十分关爱家乡湖南，对70多年前在家乡生活过的情况记忆犹深，并多次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回家乡参加父母亲的大型纪念活动。因病于2012年6月7日上午10 时5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0岁。

    蔡妮的爱人洪戈，河北乐亭人，1921年3月24日出生，1949年同蔡妮结为伉俪。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顾问等职。其女儿王小莉，1950年出生，与女婿李吉元同在冶金工业部地质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儿子王宏，1954年出生，在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工作；儿媳孟雅。

    冶金专家——蔡博

    自母亲向警予牺牲后的蔡博，跟随祖母、大姑妈在双峰隐居。他是兄弟姐妹中在家乡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1937年，蔡博在双峰高小31班毕业后，考取湘乡中学。1938年秋，周恩来派朱惠把他接往重庆。朱惠当时告诉蔡博，是他父亲要他来接他的，但到了重庆周恩来公馆，邓颖超才如实告诉他，自己的父母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党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其姐姐蔡妮早已到了那里。蔡博在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转送乌鲁木齐，再由毛泽民带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苏联10年制的学校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时年19岁，是中国留苏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时，他是继毛岸英之后的中国儿童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钢铁学院学习期间，荣获了斯大林奖学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