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昂抵沪后,本来想继续读书。她先去上海复旦大学报了名,但是组织上要她做党的机关交通工作。于是,她就一面为党做地下工作,一面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中国文学。这个学校是进步组织创造社倡办的,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于1921年建立。刘昂在这里作《创造》、《文化批判》等7种杂志的校对,每月工薪30块光洋。她除了留足自己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其他全部寄回湖南老家。所以刘昂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时实际上是一面住机关工作,一面入校读书,一面养家糊口。我使用的化名是葛铿作,即跟外婆同性,舅舅给我取的别名。”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刘昂于1931年离开上海回到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她先后在岳阳女子中学、湘乡县立女一师、二女子职业学校、湖南义务教育实验区当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10月,蔡畅从延安带信来,要刘昂去长沙与八路军通讯处联系。年底,经徐特立介绍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和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刘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秘书、南方局秘书处三科科长、统战委员会秘书、宣传部秘书等职。抗战胜利后,她跟随周恩来赴重庆,参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有关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周恩来表扬。在重庆办事处(红岩村)工作期间,她不畏艰险,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为我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巩固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刘昂担任解放军总部驻南京办事处秘书、中共上海工委候补委员兼秘书长、党总支书记。她和革命同志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的阻挠,为党组织及周恩来往返于宁沪之间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10月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刘昂随丈夫钱之光一起接受了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筹款的任务。经过努力,不但保证了国统区我党各办事机构所需的费用,还节余了3000多两黄金带回延安上缴党中央,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1947年春,刘昂随董必武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工委工作,参加了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洪子店土地改革。同年11月至1948年6月任解放军总秘书组组长。1948年7月,受周恩来委派,她前往大连接替钱之光主持“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工作,同东北、华东、华北各大区办理了与国统区大量的贸易业务,并依靠大连口岸与香港保持经济贸易往来,使之成为我党联系香港民主党派和友好人士的纽带。
1948年下半年,刘昂与钱之光利用“华润公司”和“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名义,掩护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一大批著名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通过秘密渠道,绕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历经艰险,秘密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刘昂调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任总理办公室财经组长、政务院参事。1956年至1960年,任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机关党委常委。她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她曾回忆说:“我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前后达二十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除舅舅和森同志和舅妈警予同志外,就是周总理了。”
1960年4月,刘昂调任农业机械部工作,任基建司司长、党组成员。后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1970年上半年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1973年至1982年,先后任一机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等职。她带领机关广大干部职工,为国家振兴机械工业忘我工作。她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12月,刘昂离休后住北京府右街前宅胡同3号。晚年,她为缅怀外婆葛健豪、二舅蔡麓仙、三舅蔡和森、舅母向警予等革命先辈写过许多纪念文章,为研究蔡和森、向警予提供了大量的革命文物和史料。在最后几年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坚持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为她读书及各种文件资料。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她光荣地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10月17日,刘昂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刘昂的丈夫钱之光,浙江诸暨人,1900年11月出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红军长征,是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曾任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顾问,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9至11届中央委员,12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1994年2月逝世,享年94岁。
扶贫妈妈——李特特
2005年罗绍志在北京李特特家中
李特特是蔡和森妹妹蔡畅的女儿,1923年2月25日生于法国巴黎。由于父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准备赴苏联莫斯科学习,无暇照顾幼小的女儿。其外婆葛健豪便主动承担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还给她起了个“特特”名字。在法语里这是“蔡蔡”的意思。显然,葛健豪是取其母姓的叠音。
1923年秋李特特归国后,有时跟外婆住长沙,有时跟父母在武汉、上海等地住中央机关。大革命失败后,随外婆回到永丰隐居乡下,同表姐刘昂、表弟蔡博等住在乡下,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初中。至1938年4月底,才离开双峰前往苏联。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底了。
1939年秋,李特特入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开始了她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在这里她的俄文名字叫罗莎,她的妈妈也叫罗莎。人们只好在妈妈名字前面加个“大”字,在她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以示区别。罗莎在俄语里是“玫瑰花”的意思。正是这朵小“玫瑰花”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与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了激烈的卫国战争。1940年夏,李特特进入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和蔡妮、蔡博、蔡转一起学习。卫国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她在儿童院平静的生活,每天或上山伐木备燃料,或进工厂劳动。时年17岁的李特特,就和国际儿童院的其他大孩子开始军训,还要进行全部武装的行军锻炼。由于她能吃苦,军训任务完成出色,曾获得“轻机关枪手”证书的奖励。
1941年底,德国占领了苏联许多城市,伤病员不断送往后方。于是,李特特前往战地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每天与伤病员吃住在一起。尽管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很差,但她觉得那些伤员“可敬可爱,就是自己的亲人”,因而干得很出色。
1944年,李特特考入了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被调到苏联广播电视台做校对、播音等工作。1947年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农业,至1952年毕业归国。
回国后,李特特长期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她最先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1953年,苏联准备帮助我国在北大荒建立一座现代化农场,急需学农业的人才。她觉得自己应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便主动报名去了北大荒。1954年,她带着出生不久的二儿李坚来到位于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友谊农场。
李特特在苏联学习的专业是植物生理。50年代后期,原子能的应用已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工业、采矿、医学、农业诸方面。中国农科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研究核辐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中的应用,这样就把李特特从北大荒调回了北京。
李特特运用她丰富的俄语知识,广泛收集苏联原子能应用的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资料,为农科院建立了资料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为核效应研究,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好几年。在1958年至1960年间,她还参与主持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为国家培养的10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实验室的骨干。
遗憾的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所从事的核效应研究被中断了。1974年她虽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但没有被安排在原子能核效应研究所,而在中国农科院情报研究所作情报翻译工作。
1978年李特特又被调到中国农科院农业科学研究委员会做科研管理工作。1980年由她组织的“核辐射对农作物的生物效应”课题,获得了国家农业部颁发的“科研进步二等奖”。另外,她还选编了《国外农业》、《国外农业科技》等参考书。
1988年,李特特离职休养了。但她只是办了离休手续,并未就此休息养老。曾有人动员她去特区办公司,也有人请她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她都婉言谢绝了。相反,她心系贫困山区人民,全身心地投入了义务扶贫工作。1989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她毛遂自荐,参加扶贫基金会工作。基金会的牌子还没有挂起来,她就第一个带头捐款,并走门串户,筹集扶贫资金,仅在1998年就争取到了三四百万元扶贫捐款。多年来,李特特不顾年事已高,先后到陕西、甘肃、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等十几个省区的老、少、边、穷地区作调查。她提出的“以工代赈扶贫”方式、“异地开发扶贫”等都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90年,李特特作为第一批被国家民委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而受到表彰。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向当年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李特特是18名中国获奖者之一。1998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她是蔡畅的女儿》一书。
今年90岁的李特特住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木犀地,她仍然十分关心政治,保持着每天看书读报的好习惯。李特特有二儿一女。长子李勇,1948年出生,高级经济师。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秘书,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书记。二子李坚,1954年出生,干部。女儿李琪,1963年出生,在上海从事电脑工作。
(作者罗绍志著作家、研究员,全国党史先进个人。中共双峰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员,中共湖南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