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是我们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共党史上以其三十六岁的短暂人生创造了至少三个第一。

    系统提出建党思想第一人

    众所周知，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但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建党思想。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猛看猛译”马列文献，较早接触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在其影响和启发下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建党思想。这一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1920年8月和9月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1921年2月给陈独秀的长信中。

    首先，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若要改造中国，必先“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利器”，“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认为，十月革命以后, 各国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 “观此变可知世界大势所趋”，“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至于党的阶级基础，他不认为“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若归之命”。相反，他深信“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其次，蔡和森主张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蔡和森看来，“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 这事关系不小， 望你注意。”就是强调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依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组建中国共产党。

    再次，蔡和森强调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进一步指出：“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为说明这一主张, 他专门列了这样的公式：“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为保证实现党的这一纲领和目的，他认为党组织必须集中统一，并且有严格的纪律。他主张：“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无论报纸、议院、团体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活动”。“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蔡和森的上述建党思想和主张深深地帮助和影响了党的创建工作，保证了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一个真正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主编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第一人

    1921年10月，蔡和森因领导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他经陈独秀等人介绍在上海入党。1922年6月，他出席了党的二大，参与起草了二大宣言，并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为了宣传二大的政治纲领及一系列决议，党中央在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 以办一种短小精悍的周报为宜”的意见，决定将原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停刊，创办公开发行的《向导》为党的机关报，由蔡和森任主编。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2 年9月13 日《向导》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

    致力于出版一种理论刊物, 是蔡和森多年的愿望。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曾写信给陈独秀等人，建议创办“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传播“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回国后有机会创办、主编党的机关报，他当然乐此不疲，不辱使命，以顽强的毅力、饱满的热情和废寝忘食的拼命精神，致力于这项意义非同寻常的工作。从组稿、发排、校对，到联系印刷，他都亲自过问。为了防止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他带领《向导》周报编辑部经常搬迁，出刊日期也经常更改。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以编辑部名义，多次向国内外的热心读者和革命同志募捐，从而基本保证了《向导》的正常出刊。蔡和森主编《向导》以贯彻反帝反封建纲领为宗旨，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及时介绍党的方针政策，客观报道国内发生的政治事件。同时，还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需要，开辟了多种形式的专栏。比如，从第25期起开辟《中国一周》《世界一周》专栏，从第56期起，开辟《什么话》《麻肉世界》《政治常识》专栏，并在重大节日、纪念日推出特刊，曾先后出版《十月革命特刊》《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特刊》《孙中山先生特刊》《五一特刊》等。另外特设《外患日志》《读者之声》《各地通信》等专栏, 使《向导》既有重点突出的内容又有喜闻乐见的形式，发行量由数千份增至十余万份，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蔡和森既是《向导》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文章, 有时一期多至四、五篇。除以“本报同人”“记者”身份发的文章外，还以“和森”“ 振宇” 署名发表文章166篇，是仅次于陈独秀的高产作者。他的文章不仅文笔酣畅，通俗易懂，体裁多样，而且观点鲜明，思想深刻。他提出的诸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用民众武装解除军阀武装”等一系列观点，对于促进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蔡和森任职两年零八个月之后离开《向导》。但他的名字始终与《向导》系在一起。正如李立三所说：“《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

    撰写中共党史专著第一人

    1925 年10 月, 蔡和森离开《向导》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其间应邀至东方大学中共旅俄支部，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五万余言，后油印成册，广为流传，被公认为国内第一部中共党史专著。

    蔡和森在其中阐述了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使命，以及党的“二大”“三大”“四大”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观点。比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的指导思想, 但应当用到各国去, 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观点，这无疑是毛泽东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

    再比如，从“中国产业的发展”“自然的罢工运动”“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和“先进分子的形成”五个方面来说明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已成为撰写党史相关内容的一种基本思路。而他提出的“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是引导全国民众作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革命”的观点，事实上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一种表述。尤其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不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论断，无疑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概括。

    蔡和森不仅对早期党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而且对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作出有益探索。他在“报告的意义”中指出：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要知道党的生活及其斗争经验，以及要做一个好党员，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况且“我党虽仍青年，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复杂的事实，而值得我们研究了”。这实际上是从研究党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党史这一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