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局委员蔡和森写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 长达6、7万字。此文虽然在1987年第1、2期《中央档案馆丛刊》上发表过，但似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在研究蔡和森和共产国际的论文中也很少被引用。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以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提供了一大批相关资料，因此对这个报告有重新提起并加以研究的必要。这个报告涉及内容很广，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共产国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真诚的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对共产国际的一次抗争。
　　　
    批评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忽视工农革命运动
　　　 
    这个报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共四大以后,特别是五卅运动前后、中共中央和地方组织机构、党内生活、宣传工作、五卅运动全过程、国共两党合作和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引人注意的是，在谈及上述问题时大多都要涉及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其派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庭、马林等,提出尖锐批评,并在报告的最后作了总的评价。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忽视工农革命运动等问题上,态度强烈、用词尖锐,有时流露出压抑在内心的不满情绪。
    蔡和森在报告中记述了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的大量事实。他认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意或无意地将国民党视为“中国唯一的政党”。马林到中国一开始就说国民党是“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鲍罗庭也认为国民党是像英国工党那样“集中的党 ”。因此,难怪在苏联出版的小册子和报刊中,都“把中国工人运动当成了纯粹的国民党运动”。鲍罗庭在帮助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将国国党“建成为一个庞杂的官僚主义机构”,其工作人员月薪由60元到400元不等(而中共机关是工作人员从上至下月薪仅30元)。鲍把他工作的重点仅仅放在广东问军事工作上, 而对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不闻不问。他使用的主要手段是给国民党大量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在鲍看来，“国民党是中国政治上的傀儡”。
    与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轻视共产党。蔡和森的总印象是共产国际“很少注意中国共产党”。而鲍罗庭,“不关心党,认为党是无用的”。在他看来,“中国工人阶级尚不能登上政治舞台”。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不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前曾与陈独秀商谈过,但不提对国民党的策略；在工作中,他“独自解决一切问题”,不信任党的组织。国民党二大时,将自己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强加于广东党组织，造成广东党组织与中央立场的对立。在广东他私自把某个同志叫去,下达指示,从不找组织商量。孙中山北上时,他觉得需要争取工人群众,便找来一个党员,要他制定工作预算, 井一切听从他的指挥。鲍经常不征求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意见,调走一些领导骨干,如要瞿秋白去当翻译。“似乎党像给他供应翻译的机关”, 党简直成了鲍罗庭的“工具”。中央调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去加强广东区委的工作,鲍不与中央商量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他们的工作做出安排。在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经费问题上,中共与鲍经常发生争执。如在国民党改组后,他答应拨付50万元，但后来不说原因就扣发了这笔款项。而对中共每月的正常资助竟比给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一家报纸的资助还要少,致使中共中央有时甚至支付不了十分必要的邮电费用。因此,蔡和森在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指出:鲍罗庭、马林“推行了一条不十分正确的政治路线”,“从始至终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这一切,当然是由于鲍同志不正确的政策造成的”；甚至用“中央反对鲍同志的这种行径”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气愤。在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中还有一条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蔡和森认为中共派几百名同志到莫斯科学习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对他们严格的教育也是应该的,但他不同意共产国际、联共 ( 布 ) 不管他们原来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甚至是国民党员或非党人士,都一律让其加人苏共的做法,特别指出“绝对不能鼓励在中国同志中发展某些派别”。为此,他指出,如果将此带回中国其影响将非常恶劣。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蔡和森的预见。
    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必然忽视工农革命运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鲍罗庭反对举行香港罢工,以支持由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鲍认为,香港一宣布罢工,英国会派来军舰并推翻他全力支持的广州政府。在动员组织各界群众支援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问题上, 他也采取消极实质上是反对的态度。当五卅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刻,这本来是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大好时机,此时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地提醒和建议鲍拨付经费用于组织发展, 而鲍却以沉默态度敷衍过去,严重影响中共把五卅运动推向高潮、推向全国。当时有人对经费使用提出质疑,鲍气愤地说:“这个问题与中共无关,这是苏联和国民党的外交问题。”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本质。
　　　
    批评共产国际的同时，向他们提出了恳切的希望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深入,由于共产国际上述错误指导,使中国革命特别是国共合作?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矛盾发展到近于白热化的程度。国民党中的右派采取种种手段,企图将中国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有时中派也倒向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廖仲萨被谋杀以后，国民党右派更是甚嚣尘土。面对此情,中共党内也出现分歧：一派认为，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形成,将阻挠我们与国民党建立联系,我们只能通过左翼与国民党保持关系,不理睬右派；一派认为,全体共产党员应该退出国民党，以党外联盟的方法组成两党联合战线。因为以前国民党人不相信我们,他们说我们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现在我们已没有与他们一同在党内共事的可能。
    因此,是否坚持国共合作、采取什么形式维持 这种合作,就成为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为此,蔡和森在报告中认真而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共产国际给予帮助：
    一、怎样在左派国民党人的领导下在城乡发展国民党组织。
    二、需要再次确定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在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分裂的情况下,能否把国民党建成一个联盟；国民党应否是集中的党,如果是,那么应集中到什么程度。
    三、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当看到,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极力想组织一个完全独立的阶级的政党,同时还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建立一个党外联合战线。如果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那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国民党内实际上便没有无产阶级领导。
    四、应重新评价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的形式。旧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矛盾。右派和中派对这种情况一直表示不满，并反对中共。现在是否需要寻找另外一种联合形式呢? 如果联合战线按党外合作的方针建立,那么是什么形式呢 ?
    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资助经费问题,蔡和森不同意鲍罗庭的“这是苏联与国民党的外交问题”的辩解,他理由充分地指出, 鲍不仅是孙中山的顾问, 同时还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一身二任。
    他为此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如果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不应超出现有的范围,那么解决中国共产党的经费问题是对的。如果共产国际认为, 在革命运动高潮时期,中国共产党应积极组织无产阶级,使其在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那么,自然共产国际就应增加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他特别强调:实际上，这个问题与中共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否则那就是“共产国际还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总之，蔡和森认为，“共产国际应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发生各种事件时，共产国际应对事件做出总的估计提出进一步的方针，决不应等待时间的发展”；对于共产国际派出中国的代表表示十分欢迎,希望“不仅要增加其数量,而且要改进其质量”。
    在报告中,蔡和森详细记述了五卅运动的全过程及中共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用意十分清楚,在于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人数不多的团体变成群众性的党”.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和考验, 从数量上已发展到近5000人,是四大前的5 倍。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都是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建立的,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为了更具说服力,他不仅详细介绍了中共严格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组织的三个发展阶段,特别是从党的三大开始逐步调整了国共合作中与国民党的关系，如何从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到国民党中去”的口号下，实际是从中共“国民党化”中摆脱出来，逐步把“政治领导集中在我们党中”，从而克服了上述危险倾向。党的四大以后，尤其是五卅运动以后，显示出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提高。突出表现在五卅运动中适时提出不同的战略口号和相应行动；谨慎地处理了在五卅运动中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学生界、农民的关系；正确领导了由政治罢工向经济罢工的过渡；发动全国各界支援五卅运动，其中包括发动省港罢工，才使得这场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中共领导下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蔡和森诚恳地表明，中共希望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和帮助下，将中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能领导中国革命的党”、“全中国的党”、“不仅有产业无产阶级的地方组织，而且应当在乡村建立组织”。蔡和森这些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至少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以来对共产国际的看法，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提出来的，其意义和影响不可小视和低估。        斯大林的召见加速了蔡和森这个报告的产生蔡和森是于1926年初到达莫斯科的。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的。于1925年2月5日斯大林接见了蔡和森。关于斯大林接见时的谈话未见发表，在《斯大林文集》俄文版第八卷所附的《年谱》中有此次接见的记载。接见五天后，蔡和森送上了这个报告。在蔡和森写这个报告的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执委扩大会的准备会，从会议记录中也可找到这个报告产生的线索。据记录所载，共产国际执委洛佐夫斯基在他的发言中说：“建议委托刚从中国来的”，“起草一个关于中国党的这种特殊情况和中国工人运动情况的书面报告”。这个发言中所说的是指：“中国是我们在那里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唯一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角度来看我们策略”,既有“特殊性”, 又有“灵活性”。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关注的中心问题与中共中央及其派出与会的代表蔡和森的认识是一致的,可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了。
    但是,从这次会议记录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乃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却分歧很大。维经斯基认为,国民党是 “大的人民民主政党”;“ 国民军和国民党都是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国民党”。国民党己“开始发生分化”,“资产阶级开始离开工人运动”,“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右派”, 他们“在争夺党内大多数、争夺机关”。目前的对策应该是:“设法孤立右派,但不指责整个党”,揭露其中不仅要脱离国民党而且企图分裂党的分子.他认为最近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和扩大统一战线”。
    而洛佐夫斯基认为,随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会激化党内的社会矛盾,他预言:“同工人阶级一起进行反帝斗争的资产阶级,将转到帝国主义方面来反对工人阶级。已有迹象表明在国民运动内部就要发生分化。”他指出,力量对比对中共非常 “不利”； 谢尔马则对中共党的“真实”领导作用和中共党是否是国民党政治机关、工会机关和农民运动的“真正主人”提出怀疑。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则认为,国民党有变成孟什维克党或资产阶级政党的“可能”;而中国无产阶级则在“一定意义上“, 通过工人运动领导着中国的革命运动,但就其中共党本身来说,“没有能力在中国实施领导权”,“而是借助于苏维埃俄国和日益坚强的共产国际,这个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就能够实施领导权。”他特别强调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革命指导中的重要作用.他举例说,中国的广州其实是“中国的莫斯科”,“在那里发号施令的首先是共产国际同志,即鲍罗庭同志”。他甚至提出这样一种怀疑:“我们是否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太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受更多一些自由呢”？
    由以上可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之间、这些成员与蔡和程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原则分歧,像这样意见分歧的主席团怎么能够制定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决议呢?这更进一步证明蔡和森写的这个报告,不仅十分及时,并且有相当的针对性。关键的问题是他的报告送上去后,共产国际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如何对待他提出的尖锐批评和诚恳希望并在不久制定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时能起到多大作用。
　　　
    共产国际对蔡和森的回答
　　　
    1926年2月17日,也就是蔡和森的报告交上去的第七天,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在开幕式上,蔡和 森代表100万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向大会献词，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