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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东方各国革命党的代表,其中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粤军总司令胡汉民。出人意料的是,胡汉民却以“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向大会献词,献词中说:“国民党的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 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最后还高呼了“全世界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会后发表的新闻报道中说他的献词曾几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结束时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与蔡和森献词时形成较大的反差。在2 月 20 日季诺维也夫的工作报告中,谈及东方各国革命党时,他特别提到:“有40万党员的中国国民党, 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国掌权。”
蔡和森对胡汉民这个人还是很了解的。国民党改组后,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甚至表现得比汪精卫还要左。但在商团叛乱中他的表现却又极端的右。特别是在廖仲皑被暗杀后,胡曾被逮捕,但他又一反常态, 竟提出国民党应变成工人党,应加入共产国际,一时间又红得发紫。因此蔡和森对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内容是在预料之中,在思想上是有警惕的。
于是在季诺维也夫讲上述那番话的第二天,即1926年2月21日,蔡和森在大会的东方委员 会中国分会上作了一个发言。看来他有针对性地再次详细分析了五卅运动前后中国革命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实力变化,展望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三个趋势:工人运动和革命力量沿着上升路线发展、革命力量正在逐步组织起来、中共具有充分的组织力量。同时他提出了影响当前革命发展的两大难题,请求共产国际研究解决:
一、中国共产党早就同国民党建立联系,但迄今为止这种联系没有固定的形式,国共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要求共产国际使其明确起来。
二、中国共产党过去与整个国民党一道工作,而现在仅仅同国民党左派一道工作。中国共产党过去还不是群众性的党,而现在已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同国民党的关系应当是怎样呢?
十分清楚,蔡和森把2月10日所写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再一次直接摆在共产国际面前,逼得他们不能不做出抉择和回答。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是东方委员会的第一、第二位组成成员,因此也可以说是蔡和森向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特别是最高决策人斯大林提出了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呢?据共产国际、联共(布)公布的有关资料表,此间斯大林确实写过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并把这一指示发给了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正在中国解决和调查有关问题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使团团长布勃诺夫,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请他们作出回答。可惜,斯大林的指示信尚未发表。仅找到维经斯基对斯大林的指示信的答复信.信是 1926年2月 16 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七个问题。但其中没有一条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有三条涉及国民党和国民军的;有一条是询问国民党右 派和左派对中东铁路的政治态度;有一条写到共产党在近年来党员增加了2 倍,而国民党员则增加了5 至6倍。从这个情况可以大致表明斯大林当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他主要不是探讨国共合作中两党关系应采取的正确政策和策略。
不过，蔡和森终于还是盼来了共产国际的答复，当然主要包括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先是1926 年3 月2 日大会提出《中国问题提纲》，不久于3 月13 日又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纲》和《决议》篇幅都很长,内容面面俱到，其中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再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议》继续坚持认定,“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 广州政府“是中国人民争 取独立斗争的先锋队”;《决议》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政策,虽然承认存在着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翼,但不主张左右派公开分裂,并预言国民党右派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来破坏革命;《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同时要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和极左情绪。面对这样一个《决议》, 就把中国革 命、中国共产党和蔡和森推到了一个模棱两可、左右为难、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艰难境地。
这次会议是 3月15 日闭幕的。出乎共产国际、联共 (布)和斯大林预料的是,仅仅在五天之后,中国广州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三·二О中山舰事件。被大会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名誉委员”的蒋介石拘禁了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
上述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并没有接受蔡和森的尖锐批评和诚恳请求。他们为什么如此固执己见呢? 原来这是 他们对中国革命一贯指导方针,不会因为此前陈独秀的多次拒绝执行和此间蔡和森的意见而轻易做出改变。现仅举几例来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 早在1923 年8 月2日,斯大林在任命鲍罗庭为孙中山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时,他就明确地指示鲍:“与孙中山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到了1925年4月2日 ,斯大林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党人己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维经斯基说:“斯大林同志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认为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
当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在五卅运动蓬勃兴起以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得到一些领导职务, 从而掌握了一些领导权时,1925 年8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中共必须对国民党“避免加剧关系”。根据这个决定,共产国际东方部于9月28日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共“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要求“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中共“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于此后的第三天即1926 年9月30日 ,斯大林签字批准同意向广州黄埔军校调拨总额达390万卢布的武器装备,并给广州政府调拨飞机15 架。对国民党、共产党孰重孰轻即不言自明。
鲍罗庭在中国的行动都是按共产国际、联共(布)特别是斯大林的指示惟命是听的。其间虽然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与鲍有不同意见,但不可能动摇报在中国革命指导中的独特地位。不仅如此,为表彰鲍罗庭在中国的杰出贡献,斯大林于1926 年12月13日特授予鲍罗庭苏联国家红旗勋章。
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中可以查出,鲍罗庭在1925 年5月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共中央“没有给他留下一个紧密团结、有朝气的机关的印象, 罢工之类的地方事件临时把他们抛在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还认为:中共中央“落后于时局的领导,落后于在南北方的紧急任务”。鲍为什么在中国自己决定一切并历来不尊重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组织呢?这也是斯大林在任命他时有言在先:“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
看来,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将按照他们既定的一贯方针走下去,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命运己经注定。越是这样,就越证明蔡和森在关键时刻对共产国际的这次抗争,“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显示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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