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橘子洲头毛泽东、蔡和森铜像

湖南双峰县蔡和森纪念馆毛泽东对蔡和森的评价

    蔡和森与毛泽东是我党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从青年时代开始建交，始终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在思想上相互产生着很深的影响。本文就两位领袖之间的革命友谊基础略陈管见。

    一、学友：志同道合

    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革命友谊，是从湖南第一师范开始建立的。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分别从湘乡永丰（今属双峰县）和湘潭韶山冲，先后来到省城求学。蔡和森初入铁路学堂；毛泽东入湘乡驻省中学，随后转入省立第四师。一师创立后，蔡和森于1913年秋转入；毛泽东于1914年春随四师并入一师而转入。从此，两位爱国有志青年相聚到一起。蔡和森编入第六班，毛泽东编入第八班。他们虽然不在同一班级，却是同一年级，并且同是杨怀中、徐特立等名师的学生。所以，俩人很快相识，并结为志同道合的学友。

    “志”是一个人毕生事业的开始。蔡和森与毛泽东之所以都能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们从小即抱有远大的革命志向。早在1910年毛泽东16岁时，父亲就不让他继续升学，而要送他去湘潭一米店当学徒。毛泽东坚决拒绝，投考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他仿照日本西乡隆盛的诗意，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充分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志在四方的雄心壮志。无独有偶，蔡和森也是16岁在永丰蔡广样辣酱店学徒期满时，为改造社会，弃商求学，立志走读书救国之路。他们当时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到了极处”，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就要有本领。为救国救民而读书，这是蔡和森与毛泽东的共同求学目的，也是他们共同的志向与所追求的道路。这种“志同”与“道合”，不仅是他们入一师后建交的思想基础，而且是他们一同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奠基石。

    当时的一师范，是湖南办得最为出色的一所学校。该校骋请了一批很有名望的教师，如杨怀中、徐特立等；对学生也有不少优惠条件，不收学膳费，很能吸引家境贫寒的学生入学。在教育救国已成为当时多数爱国青年所选择的救国道路之时，全省各地的有志青年都愿意报考一师。蔡和森与毛泽东，就是这批青年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志向比其他青年更宏伟，求知欲望也比其他青年更高。他们入一师后，便利用一切条件刻苦学习，并且善于独立思考。那时，西学已经传入中国，一些提倡新文化的人士，往往摒弃旧书不读；而墨守陈规者，则往往拒读新书。蔡和森与毛泽东则不是采取这种态度。他俩认为，要寻求救国真理，不读新书是不对的，但旧书亦须研读。毛泽东针对某些新文化人士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颇有见地地提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蔡和森也说：“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他们所持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无疑是对当时“全盘西化论”与“保存国粹论”两者的有力批评！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去伪存真的探索，使他们历经一条曲折而崎岖的道路之后，成为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学生时代的蔡和森与毛泽东还有一共同特点，就是不仅注重对书本知识的研究，而且注重社会调查，向社会广求知识。他们把向书本学习叫读有字之书，把向社会学习叫读无字之书。毛泽东曾在一师范的《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矣!”为了向“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们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日到学校附近的工厂、农村去作社会调查。1918年春，毛泽东母亲寓居蔡家“刘家台子”治病时，俩人各带一把雨伞，脚穿一双草鞋，身无分文，走遍洞庭湖区5个县市，作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出发时，他们对自己的母亲说：我们两三天就回来。但他们一出门，半个月才归。回家时，蔡母问他们：“你们身无分文，在外生活怎么过?”蔡和森与毛泽东回答道：“我们见人说话，遇事帮忙，给人家送幅对联，别人就给我们饭吃。看来，天下农民是一家，只要乐于助人，走遍天下都不怕呀！”这种社会调查，不仅使他们获得了大量丰富的社会知识，而且锻炼了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与勇气。

    求学阶段的蔡和森与毛泽东还意识到：将来在改造国家与社会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疾病折磨的，必须在身体和意志上预作准备。在一师求学期间，他们一面共同探求真理，一面进行身体与意志锻炼。他们锻炼体格的方法，一是冷水浴。不分春夏秋冬，都坚持用冷水洗脸、洗澡。同时，还坚持一种常人很难做到的锻炼方法，即在下大雨、刮大风、下大雪的时候，脱掉衣服，冒风雨而行。他们把这些锻炼方法叫雨浴、风浴、雪浴。二是游泳。这是他俩最喜爱的一种运动。常在晚餐后，一道到桔子洲头去游泳。三是爬山、野营和露宿。一师后面的斜坡上有个君子亭，这是他们经常读书与谈论之所，晚上常露宿在那。有时，他们星期六下午一道上岳麓山，要到第二天才下山来，晚上露宿在山头；肚子饿了就采野果充饥。他们这样顽强地进行锻炼，完全是为了将来从事革命活动。

    在那茫茫黑夜与荆棘丛生的时代，有蔡和森与毛泽东这样的民族精华聚结到一起，而且又如此的意气相投与志同道合，实在是难得的。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与众不同，时人称之为“怪人”。“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的一般先进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不仅青年们愿意与之交往，就是进步教师也十分器重他们。杨怀中先生曾经就极其推崇他俩，常在好友前夸耀这两位得益门生。临死时，他还写信给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子”，指的就是蔡和森与毛泽东。

    二、会友：心心相印

    蔡和森与毛泽东在一师同学虽仅一年半，但他俩结下的友谊却是牢不可破的。1915年秋，蔡和森因一师课程繁杂有余而缺少专攻，无法满足自己求知的欲望，便跳级考入了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科。高师与一师，以湘江为界，一在河西，一在河东，每逢星期天，或是蔡和森渡过江去一师，或是毛泽东渡过江来高师，俩人继续探求革命道路。尤其是1917年夏蔡和森在高师毕业后，并未急于谋求职业，而是动员母亲把全家搬到岳麓山下定居。从此，蔡家成了毛泽东等一班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每逢星期六课后，毛泽东便邀集张昆弟、罗学瓒、陈章甫等进步同学，来到蔡家开展各种讨论。当时，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显然，他们这时的关系，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而是为共同探讨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革命关系了。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探讨，“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1918年4月14日，一个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在蔡和森与毛泽东的发起下建立了。从此，这两位志同道合的学友，成了新民学会心心相印的会友。

    蔡和森与毛泽东这两名会友的心心相印，最突出的是“印”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坚持用社会主义救中国！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遍中国。这时，毛泽东“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思想尚未成熟。但是，这些思想并未根深蒂固，仅为匆匆一“过客”。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后，他觉得“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从而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当时的蔡和森，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观点更为鲜明。他曾对毛泽东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这里，蔡和森把列宁的学说与墨翟的哲学思想等同起来，似乎不伦不类，但他这种仿效列宁的思想，就是他与毛泽东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光辉起点。特别是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有的人毫无所知，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而他们却提出“仿效列宁”的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为开展“大规模的自由研究”，1918年夏，新民学会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出于对蔡和森的信赖，提议先派蔡和森去北京联系有关留学事宜。蔡和森抵京后，广泛接触传播新文化的著名人士，进一步坚定走俄国革命道路的信念。他在京写信给毛泽东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他觉得，为“达到穷极目的计”，“驻京惟有润兄最宜”。于是，又几次写信促毛泽东赴京。毛泽东的心与蔡和森的心是相印的。他接到蔡和森的来信后，立即决定去京。蔡和森得知这一消息，欣喜若狂!他给毛泽东复信说：“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弟则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问题。”这种互相信赖，更加加深了两人间的真挚友谊。是年8月，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邀集一些会友来到了北京。他们8人同住三眼井，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同睡一个坑。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湖南留法准备工作的进程加快了。一切基本就绪后，毛泽东与蔡和森又商定，一个“出洋”，到法国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个“暂不出国，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1919年底，蔡和森率领一批新民学会会友及湖南青年启碇赴法了，毛泽东则与另一部分会友在国内研究国情。从此，新民学会以蔡和森与毛泽东为首分成了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两部分之间，通过书信往来连成一个统一整体。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建立，马列主义的各种法文小册子大量印行，社会思潮十分活跃。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抵法后，从五花八门的“主义”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很多人择定的是用无政府主义救中国，如肖子升等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的，革命也是无穷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而蔡和森则不同，他在国内即与毛泽东有“仿效列宁”和“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的思想基础，赴法后经过“猛看猛译”，更觉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舍此无方法”。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920年7月，他在蒙达尼会上提出了“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蒙达尼会议后，肖子升与蔡和森分别将各自的主张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看毛泽东的意见如何。毛泽东早就与蔡和森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当然是赞同蔡和森的主张。他在给肖子升、蔡和森并在法诸友的信中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到底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蔡和森还在给毛泽东的另一封信中，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及组织原则。他说：“我以为现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并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毛泽东接到蔡和森这一信后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

    无数事实证明：新民学会建立后，蔡和森与毛泽东这两名会友的心是何等地相印啊！他们在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虽然一个在国内侧重研究国情，一个在国外侧重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由于两颗心紧紧地印在“中国这个地盘”和“想把中国搞好”这个目的上，所以能够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完成世界观的改变。过去，在提到建党理论的创建和确立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问题上，一般只提毛泽东，不提蔡和森，这是片面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不是孤立的。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善于同蔡和森等如此切磋与琢磨，正是他能从混乱的思想中很快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战友：肝胆相照

    蔡和森留法归国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他便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党的“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负责主编《向导》周报。这时，毛泽东在湖南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他们虽然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但俩人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蔡和森与毛泽东都出席了大会，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不久，他们共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公开以“王姓兄弟”相称，同住慕尔鸣路甲秀里。在这栋老式的二层楼房里，蔡和森夫妇住楼上，毛泽东夫妇住楼下。当时，毛泽东负责中央秘书工作，国共合作建立后，与向警予同在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工作；蔡和森仍主编《向导》周报，主持“家务”的则是杨开慧。他们在各自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共同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经常一同主编《向导》周报，有时还一同深入到工厂举办工人夜学。这种在生活上的相互关心，在工作上的相互配合，真是亲同兄弟。

    “五卅”运动后，毛泽东展转湖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蔡和森则赴苏联驻共产国际。1927年春，中国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在毛泽东的发动下，如火如荼。在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了湘中5个县，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指出：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只有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段时间，蔡和森虽然不在国内，但他与毛泽东的思想始终相通。1927年4月，他刚从莫斯科归国，途经湖南时，就在长沙教育会坪作农运演说，他指出：“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资产阶级是压迫工农的，不能领导革命”，“谁可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可以得天下”。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一致性，加深了他们的革命友谊。在党的“五大”上，他俩又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