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1929年

    文章或专著，似乎都没有说清楚。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和森文集》后附的《蔡和森同志生平年表》中，只提了蔡和森同志“六大”上的任职问题(亦未说准确)，而未提去职问题及原因。这可能是由于史料匮乏。这个问题看来并不是什么研究的专题，但是，自从蔡和森同志的家乡——中共湖南双峰县委编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的《蔡和森传》中几乎是全文照抄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编造之词，致使许多历史工作者不察真伪，互相转抄，以讹传讹，至今不辍。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就确有加以澄清的必要了。

    1982年第4期《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唐纯良同志的文章《辟张国焘所谓李立三打击蔡和森的谣言》(以下简称唐文)，对张国焘在这一问题上的编造作了较详细的驳斥。唐文引据史实对张国焘的这些驳斥，我们认为是基本正确的，也完全是必要的，对张国焘的谣言和捏造做了一个较有力的澄清。但是，唐文对蔡和森同志在党的六大后的任职和去职问题的一段史实，也没有说清楚。这就影响到唐文对张国焘谣言的驳斥未免稍嫌薄弱。

   接着，《党史研究》第5期发表了丁雍年同志写的《对(辟张国焘所谓李立三打击蔡和森的谣言)一文中某些史实的订正》(以下简称丁文)一文，对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委员的时间和中央另派人巡视顺直的问题提出两点订正意见。但是，这个“订正”后的任职和去职问题等的基本史实，也仍然不够确切，对蔡和森“六大”也还是比较模糊。

    最近，我们较仔细地查阅了一些有关历史文件，现仅就六大后蔡和森同志的任职和去职问题作些说明，并对张国焘的谣言和目前尚在流行的一些不够确切的说法再作些分析，算是对唐纯良同志文章的一点补正。

    基本的历史事实

    在党的六大上，蔡和森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7月19日．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蔡和森同志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央各部、委的组织与分工，蔡和森同志分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1928年l1月20日，因顺直省委问题(这里我们不去论证顺直省委问题上的是非)，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蔡和森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职务；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和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待二中全会批准或追认。但是，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只批准了开除王藻文和王仲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而没有提到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事。原因何在?根据周恩来同志于1943年11月在延安的一个讲话中说，因为共产国际代表反对开除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决议无效，六届二中全会当然就不能批准这个决定了。那么，蔡和森的政治局职务是何时和怎样去掉的呢?据周恩来同志说，是在六届二中全会上重选时选掉的。蔡和森同志因早在1929年初即已奉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六届二中全会。而从1928年11月20日到1931年6月10日(在广州被捕前)，蔡和森同志均一直是中央委员。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参加过关于顺直问题的调查，并参加主持过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所以他关于蔡和森去职时间及原因的说法是可靠的。而张国焘既未参加过1928年11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未出席过六届二中全会(六大后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又完全离开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完全是凭着他的叛徒立场想当然的胡编乱造，所以唐文指他是“无端捏造”、“恶意的挑拨”党内关系，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开除蔡和森同志政治局职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唐文提到中央开除蔡和森的政治局职务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蔡和森在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期间的错误，驳斥了张国焘的所谓李立三受苏共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而处分蔡和森的谣言，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但最近《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1982年8月20日出版)上发表的马连儒同志的文章《关于“富农问题”的一场争论》(以下简称马文)却叉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因，即认为是由于蔡和森和李立三在“富农问题”上不同观点的争论，而导致“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撤销”了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马文论证说：“‘六大’以后，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因为他受到苏共反右倾的影响，不分清(青)红皂白地依样画葫芦，在中国党内也起劲的反起右倾来。他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把蔡维护‘六大’决议，批评他的‘左倾’错误一律视为‘右倾’，并撤销他政治局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这段说明又是受《蔡和森传》对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的编造的抄录的影响而作的一种转述(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史料难查而不得不互相转引)，只是加上了“富农问题”争论的因素，却为所谓李立三“打击”蔡和森找到了更为具体的内容了。

    我们认为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蔡和森“政治局资格”(注：蔡和森语，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59页。)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顺直问题”，而不是由于什么在“富农问题”上的争论。上引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中曾说：六大后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先回国(时间约在1928年秋——引者注)，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即1928年11月20日会议——引者注)就利用顺直问题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提出开除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员和王仲一、王藻文的中央委员。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两个历史文件证明周恩来同志的说法是可靠的。一是1928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决议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际的报告》。《报告》说：“中央政治局因为顺直之错误，和森同志及藻文、仲一同志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决定开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开除藻文、仲一两同志中央委员资格，要求中央全体会追认”。二是六届二中全会《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该决议第六部分中说：“中央政治局亦曾运用组织方法解决有些省份的问题，显著的如江苏、顺直问题。…一第二顺直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决议开除两个巾央委员，…在形式上讲，中央政治局虽没有开除巾央委员的权力，但是为着反对右倾反对机会主义思想反对超组织的行动时，全会同意中央关于这事件的非常处置，并对于从中央委员中将×××(王藻文)与×××(王仲一)同志开除出去的决议予以批准。”这个决议就是对1928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追认”。中间未提开除蔡和森，上文已述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这就完全说明开除蔡和森政治局职务的直接原因就是“顺直问题”，而不是其它问题。王藻文、王仲一是蔡和森主持改组后的顺直省委常委，他们和蔡和森完全是同一“案由”。

    李立三在处分蔡和森的问题上有没有关系和是什么样的关系

    根据资料，在1928年11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确是由李立三首先提议开除蔡和森的“政治局资格”的，当共产国际代表提出反对时．李立三和向忠发仍坚持这个提议。但第一，这决不是如张国焘所说是什么李立三操纵中央大权“打击”蔡和森和什么“立三路线”即由此“滋生出来”。因为据档案记载，在党的六大上，李立三只是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常委，政治局分工担任中央农委书记。所以，说“六大以后，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实际”恰恰是不确切的。那时党中央是集体领导，还不存在个人说了算的现象。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和中央农委书记的李立三，此时更不司能操纵中央的领导权，张国焘说的李立三的“那把斗争的剑”此时还“舞动”不起来，他还不可能在中央机关“不分青红皂白地依样画葫芦”地“反‘右倾”’。当然，更不能说立三路线即由此“滋生”。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第二，李立三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议开除蔡和森同志的“政治局资格”，这不能认为就是“打击”同志。李立三是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在会上提议开除一个政治局委员，这是党章规定的一一个党员和干部在党的会议上应有的权利。如果说这也叫“打击”同志，那么党的会议上就没有人敢率先发言了。张国焘的话，实际是对党内生活的严重诬蔑，他是以他那种叛徒的阴暗心理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的。这从他关于这件事的整个编造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第三，李立三就顺直问题提议开除蔡和森的“政治局资格”，现在看来这个提议是过火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央认为蔡和森在指导顺直省委工作及改组问题上有“盲动主义”及“机会主义”错误(蔡和森当时也承认了，并作了自我批评)；还指责他“带有很严重个人意气，反中央的感情”。至于李立三提议的出发点，当然也主要是“顺直问题”。有没有关于“富农问题”上争论的因素?从时间上看似乎有些关联，因为蔡和森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和李立三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一文(即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文章)同时发表在1928年11月1日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一期上，而处分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1月20日举行的。但是中央政治局在通过这个决议时，并未把“富农问题”的争论作为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在论证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主观地把这个争论当作或作为主要的一个“因素”硬塞进去，那样就真的印证了是李立三有意“打击”蔡和森了。那个时候，我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和修养都还不高不深，即使是中央领导人会提出一些过火的提议，这是不足为奇也并不能过于苛责的；而何况这个提议为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就更不能叫李立三同志一个人负责了。

    对唐文、马文及丁文中几则史料的订正

    当然是由于资料的缺乏，致使唐文、马文及丁文中有几处说法不够确切，现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提出如下订正意见。

    l. 唐文中两处肯定处分蔡和森是“在周恩来巡视顺直省委之后才作出”。其一说：“1928年12月，周恩来按着早在莫斯科时的决定，代表中央巡视天津”，在1929年1月4日召开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彻底解决了北方党内的纠纷，“在这以后，党中央才决定了给蔡和森以撤销政治局委员的处分，分别给王藻文和王仲一以开除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处分”；其二说：“撤销蔡和森政治局委员的正式决定是在周恩来同志巡视顺直省委之后才作出，并经1929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所肯定”。这个说法有几点不确：第一，时间上不确。如前所说处分蔡和森是1928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是在周恩来巡视顺直省委以前而不是在这之后。上引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中曾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开除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员，以后我从国际回来，怕完全否定过去一切，故派我去北方调查。所以，处分蔡和森的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同志并未参加，那时他还未回国。如照唐文说法，必然会使人误认为：处分蔡和森的决定是根据周恩来巡视顺直省委后的报告决定的。第二，结论不确。如前所说，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反对，六届二中全会并未“肯定”处分蔡和森的决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只批准处分王藻文和王仲一而未提处分蔡和森事就是明证。第三，周恩来巡视顺直省委也不是“早在莫斯科时的决定”，而是周恩来同志回国之后，中央“怕完全否定过去一切”，才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去北方调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