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决议案》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的转变，根据是任弼时的两个报告。由此，也就有了王稼祥离莫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的话：“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传》第296、306页）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王稼祥回国后，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后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和季米特洛夫的话。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克服了王明投降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确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之所以取得这样的结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416页）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追根溯源，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两个大报告，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话的依据。所以说，任弼时第三次赴莫，为共产国际了解和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承认并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起到重要作用，为确立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立了功。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到延安。此后，中共再也没有派代表团驻共产国际。而回延安后，任弼时即参加书记处工作，并很快担当起秘书长的重任。胡乔木曾说：“任弼时当秘书长，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三是他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一些微妙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这一分析是不无道理的。

　　总之，任弼时所以能够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第一，由于他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之后，进一步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始终保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犀利的洞察力和稳重而又敏锐地驾驭局势、处理繁杂事务的能力。第二，由于他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实行理论和实际的密切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提高领导艺术，与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第三，他不但是党内首先倡导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中共领导人之一，而且他在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上为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和领袖地位以及在使共产国际认同并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的过程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