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旅莫，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时间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约半年。

　　任弼时第三次旅居莫斯科，是1938年3月到1940年2月。这次他是中共中央派到共产国际的使者，一定意义上也是毛泽东的使者。单从当年的中央会议记录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赴莫斯科，任弼时肩负着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材”（《任弼时年谱》第369页）等问题，几乎涉及了中共在抗战时期面对的所有问题。而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与内容。

　　抗战爆发以来，中共中央在实施以国共合作抗战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方针上，明确强调必须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这是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关系中共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关键，甚至说，它决定着中共的生死存亡。因此，洛川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八路军应在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是一条正确的抗战路线。

　　然而，1937年11月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后，恰恰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产生严重分歧。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了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虽然十二月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但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说他是在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自然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致使中共中央内部一部分同志产生盲目信赖，一时未能辨明是非，支持了王明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向下传达。

　　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抗战路线是缺乏深刻了解的。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1931年就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在莫一呆6年，自然很难准确反映国内革命情况，特别是抗战以来的复杂局面。这势必会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

　　要想把中共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到共产国际讲明中共自抗战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

　　派谁担当此任？历史选择了任弼时。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递交一份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详细的口头说明补充。两个报告，如实地介绍了八个月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友军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说明了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报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侵略。”（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71页）赞同中共运用自己的经验和一切能力，去在日军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以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坚持统一战线中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