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任弼时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除了上述所说的他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之外，还因为他积极投入革命实践：在基层主持全盘工作（如在湘赣省委书记任职内）；在一个部门主持全国性的工作（如在团中央总书记任职内）；在一个战略大区主持全盘工作（如在红二、六军团党中央代表任职内）以及其他许多关键岗位上，任弼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这样才使他能够最后进入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七届一中全会被选入最高领导层，成为五大书记之一兼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统管全党、全军、全国的大事。

　　1925年1月举行的团三大上，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7月下旬，团中央开会决定任弼时为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这就形成了任弼时政治生涯起点较高的特点———从负责团中央工作开始。

　　在团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年仅21岁的任弼时在上海亭子间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极为重视团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明确提出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提出要用布尔什维克精神建设青年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他特别指出“玄空”的理论没多大用处，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领导的团中央，积极协助中共中央指导青年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团的组织。到1925年9月，团员总数达9000多人，是团三大时的3．7倍，并且将1／3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代表青年团中央出席党中央会议参与决策。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错误进行斗争，几次代表团中央向党中央提交政治意见书，坚持党要有自己独立的主张。

　　任弼时在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错误作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得到党内的重视。“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中央决策层。

　　1928年，任弼时到中央机关不久，即逢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党中央决定任弼时与李维汉、罗登贤等在六大期间负责留守国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从1928年4月至9月初新中央回国，长达半年之久。

　　1933年，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他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等军队和地方一批重要干部。王震在《红六军团小史》中称：任弼时是“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

　　任弼时的军旅征战生涯则始于1934年8月，中革军委训令，命任弼时以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作为党中央代表，他的责任较之六军团其他将领显然要重大得多。任弼时沉着地担起这副担子。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后，共同开创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转移。后来，红二、红六军团不但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而且成功地保存了实力，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共在十年内战期间拥有的三支主力红军之一。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任弼时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终于使党和红军摆脱危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在这一斗争中，任弼时在巩固毛泽东的军事核心地位和确立毛泽东的政治核心地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