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遵义的旧民房全都拆没了，依旧充满浓郁地方风情的新吊脚楼，塑造出一个崭新的红色遵义。

    时间凝固在某一刻，因为这一刻改变了历史，更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时刻，遵义会议——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充满理性和智慧的成功选择，使得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领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很多年后，一位名叫王稼祥的早期中共重要领导人这么回忆当年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这位从王明“左”倾错误阵营中转化过来的重要人物，在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上起到了“第一位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面对着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为独立和复兴而战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无路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理论。于是，1931年1月，从苏联留学归来的王明因“熟悉”理论书本，成为党的新领袖。一时间，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苏联经验被神圣化。在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导下，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几乎濒于绝境。第五次反“围剿”迭次失利，党内、军内对“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的“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位有力的舵手拨正航向。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历史已然记住这一刻：进入这座红军长征途中最大的城市，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理论的指导下，越发注重中国实际。在由失败向胜利的转折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经验。

    红军进城后，总部设在原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刚刚竣工的新宅。这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遵义城最漂亮的小楼，同北大红楼、南湖游船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永久风景。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副馆长赵福贵告诉记者：由于这次会议留下的原始文献太少，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无法排出一个准确的出席者名单。直到根据陈云同志的回忆，推断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军团长、政治委员等核心人物共20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王稼祥提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红军总部举行。在这次后来被称为伟大历史性转折的会议上，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指导的错误，特别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坐着担架参加会议的王稼祥郑重提出：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权必须让出来，由毛泽东这样富实际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和指挥。错误者只剩下一位追随者，陷入空前孤立，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正确思想最终成为这场争锋的胜利者！

    17比3，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结果！它顺应了民心，将毛泽东推向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46年后，中国共产党回顾自己的历史，对遵义会议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航向在这里拨正，智慧的共产党人作出了已被历史证明的正确抉择，中国共产党朝着自己的终极目标义无反顾地前行！

    今天，每年会有超过20万的游客，踏上遵义城特有的青石板路，只为向这块红色圣地奉上内心深处的景仰。

    据说，在所有全国革命纪念地中，惟有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书写。因为遵义会议，一个处在云贵高原大山深处名叫遵义的城市有了一块极具号召力的金字招牌。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