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局

    20万国军已经布好了罗网。三万人被逼进绝路。
    他们赌上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只因为刘伯承没有举起那把枪。

    1935年5月19日。
    金沙江已经甩在了身后，但大渡河横亘在前方三天路程处。
    蒋介石说，红军一定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这不是一个成语，而是一个天数——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三万人马抵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也是五月，也是三万人。
    也是大渡河第一次涨水的季节。

    历史像一面镜子，七十二年后把那场覆灭的光再一次照到这支部队身上。中央红军三万人，被二十万国民党军队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挤压到一个漏斗的底部，唯一的出口，是那条宽三百米、每秒流速三米的死亡深涧。
    大渡河之所以被称为“天险”，是因为人在它面前根本算不上对手。水流撞击嶙峋的礁石，发出瘆人的吼声，卷起的浪花能溅到岸上五米远。当地人说，每年五月，上游的雪水开始融化，河面会在几天之内暴涨，过了这个季节，谁都别想过去。
    而七十二年前的今天，石达开来到这里时也是一样。他本来有机会渡河——对岸甚至没有清军。但上天给了他一桩喜事：他的爱妃当天晚上生下了一个儿子。

    石达开高兴了。他犒赏三军。
    三天。 下了一场暴雨，江水暴涨，他再也没能过去。

    第一部·两条路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的路，被两道铁门挡着。
    一道门是所谓的“正道”：从泸沽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渡大渡河到富林——走上去就是雅安、成都。这条路是国民政府经营多年的主干道：上好的马路，沿途布满了碉堡和据点。

    蒋介石在这里放着二十万军队：川军杨森集团全部六个旅又三个团，共两万四千余人，负责大渡河下游防务；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旅，负责上游防务；薛岳率领中央军八个师和滇军五个旅共二十万人，把守富林、雅安一线，等着红军去撞这个铁桶。

    另一道门是“彝区”。从冕宁、大桥穿越彝族聚居区，直奔安顺场。
    但这条路比前一条更致命。它致命的理由，不是因为军队。
    而是因为“人”。
    七擒七纵。诸葛亮在大凉山打了半年仗，彝王孟获才肯臣服。清朝更惨，清军与彝民打了二十二年，伤亡五六万人，最后不得不把彝人首领的亲属抓来做人质，彝民才稍稍收敛。

    而七十二年前的石达开，也是穿过这里走向全军覆没的。他花了半个多月在彝区打出一条血路，死伤两万精兵，冲了过去，却还是死在了安顺场。
    历史留给红军的最大悬念是——石达开走过的两条路，红军一条都不能走。
    一个中央领导人悄悄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印证的话：
    “在红军长征史上，最大的谜团不是怎么走，而是为什么‘走不通的两条路’，居然全被走通了？”

    第二部·地下党的秘密

    5月20日中午，冕宁县泸沽镇。
    工兵团长王耀南的值星连长匆匆跑来报告：“有四个年轻人，说自己是冕宁地下党员，要求见部队首长。”

    王耀南立即接见。

    四个年轻人站成一排：李祥云、李发明、向德伦、邓明鸿。二十岁出头，身上穿的彝族百姓装束，风尘仆仆，但眼睛里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笃定感——那是真正从战场上活过来的人才有的眼神。
    李祥云往前迈了一步，压低声音：“冕宁县长、川军团长听说刘伯承司令已经到了西昌，全跑了。”
    一个郡县，一枪没放，不战而溃。
    “他们怕什么？”王耀南脱口而出。
    “怕刘伯承。”四个年轻人同时说道。
    当天下午，这个消息传到了刘伯承耳中。他面前摊着一张机密的军用地图，红蓝铅笔在上面画出了密密麻麻的线路。聂荣臻站在他的右侧，萧华的群众工作队已经在集结。先遣团当晚出发。

    但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那天深夜。
    四个年轻人被带到刘伯承面前。李祥云往地图上指了两条线：
    “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
    “一条是正道——登相营、越西、大树堡，渡大渡河到富林。”
    “另一条，是冕宁、大桥、彝族区到安顺场。”

    他顿了一下，声音低沉下来：
    “蒋介石在宁雅正道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红军去落网。”
    刘伯承一动不动地看着地图。
    当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左手的轻微动作——食指微微弯曲，有节奏地轻轻敲击大腿。这是他最紧张的信号，也只有他最亲密的战友才知道。

    这是一个将星走到最后关头的时刻。
    一支三万人军队的生死，全部压在这一个结上。

    第三部·工兵连的十字架

    工兵连，是整个长征军团中最特殊的一个连队。
    王耀南团长是这个连的连长。但这支连队的兵源构成，放到任何一个军队里都是奇迹：一半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指挥失误而被降职处分的师、团级干部；另一半是在长征沿途加入红军的各族青年——白族、彝族、苗族、壮族，语言不通，风俗隔阂。
    这些人聚集在一面旗帜下，目标只有一个：为全军开路。
    刘伯承正式下达通过彝区命令之前，王耀南把这支队伍集合了最后一次。
    “刘司令决定了——不回头，向前。”
    “谁有犹豫，今晚可以留下，我亲自写报告，不作逃亡处理。”
    鸦雀无声。
    队伍里没有人站出来。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要面临的是什么——
    历史上唯一的先例，是石达开的两万精兵在彝区战死。
    王耀南在他们走的当晚写下一句话：
    “我一生中最放不开的一个命令，就是在那一天晚上宣布的——一旦进彝区，任何人都没有退路。”

    第四部·冕宁的空城

    5月21日，先遣团占领冕宁。
    城确实是一座空城。衙门里门窗大开，文件散落一地，县长的官印还摔在了门槛下面。王耀南走进去的时候，一眼就看到那张被打翻的茶几上，还放着半碗没吃完的稀饭——逃跑的川军团长走得那样仓促。
    红军抵达冕宁的当天，“彝区”这边就出了大乱子。
    冕宁县团练和县政府数百人逃进了彝区。守城的李德吾团长带着一个连的残兵、县长钟伯琴、团练局长邱为岗和他们的一群女眷，一头扎进大小凉山，以为彝民会像往常一样避让官府的人马。
    他们错了。
    彝民没有避让。他们在山路上设伏，一夜之间把这支数百人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钟伯琴、邱为岗当场死亡，那个连队被集体缴械。那些官太太们在逃亡途中被彝民抓到，脱得赤条条地赶回来。

    李德吾团长在一座山崖下被活捉。

    彝民把他——吃了。

    “‘吃了’是什么意思？”王耀南问一个刚刚从彝区逃回来、浑身赤裸的川军排长。
    那人打了一个哆嗦：“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王耀南闭上眼。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红军在三天后就要走进这个地区，三万人的队伍在彝民眼里，会和这支川军残兵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当天晚上，冕宁的红军地下党员陈野苹、廖志高带着从彝区回来的情报找到刘伯承。在他们的汇报中，有一个细节改变了红军的整个命运。
    “彝人崇拜老虎，彝人把老虎叫‘罗’。你只要喊他们‘罗罗’，他们会很高兴。”
    “罗罗”两个字，后来成了打开彝区的第一把钥匙。

    第五部·工兵连的黄昏

    5月22日清晨。
    先遣队从大桥出发，进入彝区。
    尖刀连开路，工兵连紧随其后。原始的密林在朝雾中显得神秘而压抑。彝族的山路几乎不是路，只是人在密林里踩出的一条羊肠小道，两侧密布着低矮的灌木和高大的乔木。阳光要么照不进来，要么突然在路上投下一片白光，像舞台上的聚光灯。

    王耀南走在这条路上，胃里一直在翻腾。不是因为恐惧——他这辈子打过太多仗，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怕了。而是这条路的气味：路边满是牛羊粪便，到处是腐烂的动物尸体。前一天又是一场大雨，路上的泥浆把所有人的裤腿浸得透湿。

    工兵连的任务是修路，行军速度比尖刀连慢得多。不知不觉，队伍被拉成了十多里的长蛇阵，尖刀连已经翻过了前面两道山岭，而身后的大部队还没有跟上。

    到达一个两山相接的豁口时，路中间突然堆满了干枯的树枝，像某种路的标志，更像是有人刻意设置的封路装置。

    工兵连忙着清理路障。路边水池里浸泡着野兔、乌鸦和动物的尸体，臭气熏天，战士们一个个趴在路边呕吐。王耀南的胃也一阵痉挛，哇地一声吐了出来。
    “连长，这边有山泉水！”通信员小刘叫了一声。
    一颗竹子劈成的天然水管从山上蜿蜒而下，把泉水引到路边。小刘已经接了一缸子水灌了下去，其他人也涌过去喝水。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山上的竹水管突然断了，一节节竹筒从山坡上滚落下来。
    然后——
    山的四面突然震动起来，数以百计赤身裸体的女人从密林里涌了出来。她们披头散发，脸上涂着鸡血和不知名的颜料，嘴里发出“乌呼！乌呼！”的尖厉喊叫。阳光透过    密密匝匝的树叶洒在她们身上，棕色的皮肤、血一样鲜红的颜料、黑色的长发，在光影里摇曳起来，像一群从地狱里跑出来的精灵。

    工兵连的战士们愣在原地。

    指导员罗荣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三个彝人扑倒在地上，身上的军装被粗暴地撕扯下来。他想反抗，但想起连长传达的命令——“不可能向彝民开枪，否则就是全军的覆灭”，硬是把伸向腰间手枪的手压了下去。

    其他人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不！准！开！枪！”
    王耀南声嘶力竭地大喊。
    这一刻，他内心的挣扎在后来几十年里反复被人问起。
    不开枪，整个工兵连可能全部牺牲——民谣兵冲出来的每一秒都在印证他的担忧。他已经在心里算过一笔账：对空射击只要走火打死一个彝人，哪怕是无心之失，等大部队几天内赶到大渡河时，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

    石达开的阴影就悬在他头上。
    但开枪呢？“杀了彝人，工兵连可以脱险，那就会和彝人结下梁子——想化解仇恨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办不到，几天内没法赶到大渡河。红军就是第二个石达开。”

    王耀南把手从枪套上放下来，气都喘不过来：“总部有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违令！”

    几分钟后，“战斗”结束了。
    三十秒内，工兵连一百六十人被扒得精光。衣服、武器、干粮、工具，彝人像蝗虫过境一样抢了个一干二净。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开枪。
    但工兵战士们脸上的表情，像集体被人抽走了一辈子的自尊。
    就在这时，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
    通信员小刘——那个天天被他们叫做“小蛮子”、喝酒发疯、吃生肉、头发上永远缠着“天菩萨”的彝族年轻人——突然高举着自己的挎包，迎着那群彝人冲了过去。

    “李大将军在此！李大将军在此！”
    挎包上绣着一只大绿蛤蟆。疯狂的女人突然安静下来。她们盯着那只绿蛤蟆，停了三秒钟，然后尖叫一声，四散消失在密林里。
    所有人瘫坐在地上。
    王耀南拉起罗荣，没有一个人有裤衩的窘态，引得远处赶来救援的一团战士哈哈大笑。红军第一团团长杨得志走了过来，一看这场面也忍不住笑了，赶紧喝止身后的笑场：

    “不许笑！不许——笑！”
    然后自己憋不住，笑了。
    “同志哥别笑了，”王耀南光着身子站在那里，咬着牙说，“我要是不走这条路，就是全军覆没；走了这条路，是丢盔弃甲地活着。”

    团长杨得志拍了拍他的肩。政委赶紧让大家把多余的衣服拿出来支援工兵连。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脱得只剩一条裤衩，递给王耀南，冲他憨憨地一笑：
    “同志哥，再脱我也光了。”
    天黑之前，工兵连穿上了杂七杂八的“百家衣”——有的穿了一团战士的半截长裤，有的裹了一团政委的衬衣，有的像王耀南一样，只剩下一条不知从哪凑来的短裤衩。
    长征路上最荒诞的一幕，就这样在彝区的密林里上演了。

    第六部·神炮

    5月22日下午。
    彝人没有退走。
    他们很快集结了上万人，把红军先遣队几百人围在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头上。杨得志的一团冲上去，被压了回来；工兵连更是被扒怕了，跟着跑。

    彝人在方圆几十里的山路上挖陷阱、埋竹钉，有的陷阱下插满了削尖的竹子，掉下去必死无疑。他们不冲锋，远远地守着红军的退路，像狼群一样等待猎物在烈日下脱水、饥饿、崩溃。

    “他们在熬我们。”王耀南站在山上，望着漫山遍野的彝民身影，一字一顿。
    刘伯承坐在山顶一块凸起的岩石上，双眼紧闭。
    他面前是几万彝民层层叠叠围成的包围圈，身旁是二十万人等待着把他们推向大渡河的蒋军铁桶。身前是敌，身后是敌，头顶上是烈日和不可测的命运。
    聂荣臻站在他身后走个不停，山下萧华带着群众工作队正尽力安抚局势，先遣队的战士们已经整整十二个小时没有喝上一滴水、吃上一粒米。
    没有人敢打扰这位合上眼睛的“军神”。
    杨得志看了一眼王耀南，用口型问：怎么办？
    王耀南摇了摇头。
    刘伯承的食指又开始弯曲，在大腿上轻轻敲打。周围的人都凝神屏气，唯一的声音是风吹过山脊的呼啸，和远处彝人“乌呼……乌呼……”的唱歌般的呼号。
    世界上最强的铁壁合围，恐怕此刻心里藏着的，不是阵形，不是队伍，不是任何人，而是大渡河水冲在岩石上起起的浪柱，和他自己生死未卜的命运。
    突然，小刘喊了一声：“连长，你看——”小蛮子指着东南方向的几座山头，在群山之间那些星星点点移动的伞盖。
    王耀南的瞳孔骤然放大：“说是什么？”
    “黑色的伞盖是沽基家的，白色的是老五家的，红色的是罗洪家的。他们不是一伙的。老五家最恨红军，想吃掉沽基家。沽基家的头人是小叶丹，他们家……可能会给红军指路。”
    三分钟之内，王耀南把这份情报送给了刘伯承。
    “分化瓦解，争取沽基。”
    王耀南又站了出来。
    他走到赵章成身边：“赵章成，军委有令，消灭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反动分子。你去，把山头上白色伞盖下的人群全部消灭。”
    赵章成看了他一秒钟。
    这个原来连字都不识几个的西北军迫击炮手，他打炮有一个绝无仅有的特点——从来不靠瞄准镜，他打炮就像搂着一个姑娘，一手搂着炮筒，一手用拇指食指做目测，在脑中演算弹道，却例不虚发。
    他看了一眼远方白色伞盖下的山头，闭眼：
    “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击，冤鬼不要找我。”
    炮弹划出一道抛物线，正中白色伞盖正中心。老五家十几个头人死伤枕藉。其他两个家的头人看见这画面，当场吓得四散逃走。

    小叶丹的四叔从山沟里跑出来，找到红军想亲眼看看“神炮弹”。这一看，引出后来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博弈——赵章成被迫浪费一颗珍贵的炮弹打死彝族头人豢养的羊群，以展示“光凭炮兵就能隔山打人”。
    刘伯承在这场小小的风波里说了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记了一辈子：
    “兵行诡道，我们对敌人可以欺骗，但绝对不可以欺骗少数民族的同胞。”

    第七部·歃血

    1935年5月22日，彝海子畔。
    这是四川凉山里最灵秀的一汪湖水，四周青山环抱，一汪清水映出天。刘伯承、聂荣臻和工兵连的干部们，在这里等着最后的命运裁决。
    萧华走过来，说小叶丹的头人派来了个巫师，要见红军司令。
    巫师沙玛尔一言不发地走到刘伯承面前，解下自己头上的帕子，刚要行跪拜礼，被刘伯承一把扶住。
    “红军和彝人是兄弟。”
    巫师看着他：“彝族定了规矩——司令必须和头人结拜成兄弟，不然彝人的族规就坏了，收留不了红军。”
    刘伯承没有犹豫一秒。
    “行的。”
    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队伍里不少人都怔住了。一个红军最高将领，当着人给彝人头人下跪、歃血盟誓……这在任何军队里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刘总参谋长跪下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尴尬，只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
    巫师端来一碗彝海的水，宰了一只大红公鸡，鸡血滴进碗里，血红的水面映出刘伯承坚毅的脸。

    歃血开始了。
    刘伯承单膝跪在海子边的碎石上，和小叶丹四目相对。巫师沙玛尔用彝语念出一段古老的誓辞，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如同时光深处传来的回音。
    刘伯承端起血碗：
    “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血酒一饮而尽。
    小叶丹双手颤抖着，端起了碗。他仰头望着这个比他大二十岁的红军将领，眼睛里突然就涌出了泪水，然后声如洪钟地念出了他的誓言：
    “我果基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
    一碗血酒，划破了三百年的障碍。
    歃血后，红军像变魔术一样从身上掏出钢枪、子弹、新步枪。小叶丹接过那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和自己身上带的一把小左轮手枪，眼睛里的光芒再也    遮不住。
    后来流传下来刘伯承的那句话：“结拜的时候，我是真跪到地上的，血是真喝的。”
    从此，原野上几千年的敌对消失了，这片土地再也没有撕咬过红军的战士。

    第八部·大渡河

    5月24日晚，安顺场。
    红一师第一团，经过二十四小时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南岸。
    渡口对面是川军两个连驻守的碉堡群，林立的枪口直指着这唯一的渡口。
    天黑之后，一团政委黎林带着第二营到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一营冒雨分三路摸上安顺场，二十分钟就击溃守军，在渡口附近发现了一艘——只有一艘——小木帆船。
    大渡河水流高达每秒四米，三十米深。

    这条小木船，一次撑死了也就能载十几个人。几万个红军，要过到何年何月？

    更大的问题是：即使十七十八个人过去了，对面就是敌人的碉堡机枪，十几个人怎么挡住几百个敌人？
    杨得志的回话在长征史上留下了永远的悬念：
    “我不管。这十七个人必须要组织起来，对面无论是谁，非打掉不可。”

    5月25日清晨，安顺场忽然雷声大作。
    赵章成抱着他那门视若生命的迫击炮，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两个碉堡群。
    “三发炮弹，打死你也打不死我。三个机枪点，三炮都不许空。”
    周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第一炮，1个碉堡飞上半空。
    第二炮，敌群中爆炸。
    第三炮——敌群中爆炸。

    三个机枪点全部哑火。

    岸上的机枪手们从掩体里跳出来，掩护着北岸突击队的登陆。十七名勇士在熊尚林连长的带领下，跳上那架小小的木帆船，冲进大渡河的惊涛骇浪里。

    每分每秒，风大浪大。

    机枪子弹从他们的耳畔飞过，打在水中，激起一簇簇水柱。对岸敌人的重机枪又在扫射，火舌喷出几尺长的火焰，打在小船上木屑横飞。

    但他们没有回头。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北岸响起震天的杀声，十七个人冲上了岸，和国民党的一个营展开了肉搏。

    第九部·毛朱周博

    大渡河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走到渡口。

    刘伯承也从阵地上走了过来。
    毛泽东望着大渡河上游的方向，突然问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诸葛亮七擒七纵半年才让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
    刘伯承说：“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
    “那当然，”刘伯承眼里闪着光，“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还是右腿呢？”
    刘伯承一怔。这他哪知道啊。
    周恩来及时救驾：“后继部队通过彝区时，小叶丹举着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出来迎接，你们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沉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和平通过大凉山，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
    毛泽东忽然招手，对着河岸上一个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短裤的男人喊：“王耀南，你的那些工兵还在不在？”
    王耀南跑了过来，身上还穿着那条灰色的小短裤，冻得嘴唇发紫。

    “总司令——”
    “你真的被彝人扒光了？”
    “全扒了。”王耀南低头看了一眼，又说，“这条裤衩是一营营长孙继先给我的。”
    “听说是一群小姑娘扒的？”毛泽东一脸捉狭，“那你心里就没想过，去给彝人当上门女婿？”
    王耀南没忍住哭过，但听完这话瞬间脸红：“没有，没有，——真没有。”
    所有中央领导都在爆笑。
    在那条被历史反复压抑的血色河流面前，终于有了一个放松的时刻。笑声压过浪声，在大渡河谷里回荡了很久。

    第十部·铁索桥

    5月29日，泸定桥。

    大渡河最险的铁索桥就在眼前。对岸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抢先一步占领了桥头堡，十三根比胳膊还粗的铁索悬在着奔腾的大河上面，桥板上早已经没有一块木板。
    王耀南指挥工兵，冒着对岸密集的子弹，在十三根铁索上一步一步地、一块一块木板地向前铺设。
    三颗工兵倒下了，鲜血撒在铁索上，然后被湍急的河水冲走。后面的人又爬上去，没有任何重武器。
    在神枪手的掩护下，工兵连最终铺设完成了最后的通行桥板。

    当天下午，桥对岸响起枪声。
    陈光的红四团从泸定桥北岸攻了上去，与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师在桥上相遇，两个师的勇士像奔流的岩浆一样撞在一起，欢呼声压过大渡河的怒号。

    大渡河天险，被红军扔在了身后。

    尾声·伏笔降临

    5月29日深夜，刘伯承坐在泸定桥南岸的一块大石头上。
    一支小部队还在河对岸没有过完。这时候，通信员从北岸跑过来，递给他一封中央军委的加急电报。
    他拿过电报，在火把的光线下一目十行地扫过，脸色突然变了。
    王耀南在他身后站着。他看见刘伯承那根食指又开始弯曲，开始沉重地敲打大腿。那不是思考的节奏，那是军情紧急时才会出现的、最危险的信号。
    “怎么了？”王耀南问。
    刘伯承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尘，嘴角动了一动。他望着大渡河黑暗的水面，像望着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渊。

    【全剧终——或者，是一切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