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约7天（1935年8月21日—8月27日左右）穿越草地。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先后在两河口、沙窝、毛儿盖开会，确定从松潘草地北上方针。博古不赞成，提出从甘肃绕道北上。林彪同意博古的意见，说：宁走勾股，不走玄。张闻天决定走松潘草地。王耀南只好执行命令，担任寻找部队前进的道路。他听说河流密布，湖泊遍地，道路非常泥泞。1935年8月中旬，中央红军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开始过草地的准备工作——筹集粮食、制作干粮、准备御寒衣物和向导等。8月21日，右路军（含中央红军主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进入松潘草地。

    吴玉章不知道赵大柱是谁，但他知道那种空袋的重量。他的粮袋也不见了。不是丢了，是给了人。给了谁他不肯说。警卫员小马急得眼眶通红，翻遍了他所有的行李，只找到半截草根。

    “吴老，您已经三天没——”

    “嘘。”吴玉章制止他，“别嚷嚷。”

    小马咬着嘴唇，把自己粮袋里的炒面倒出来一半，往吴玉章手里塞。吴玉章推开，脸色沉下来：“你自己还要走。”

    “我不走。”小马说，“我就跟着您，您走不动我背您。”

    吴玉章看着这个十九岁的孩子，忽然笑了。他想起自己五十七岁了，腿上有旧伤，每走一步膝盖都像在锉刀上磨。他确实是全军团年纪最大的累赘——不，第二大的。

    “吴老。”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吴玉章回头，看见徐特立站在面前。这位比他还要大两岁的老人，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灰布军装，腰间系着一条黑布带，布带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粮袋。徐特立蹲下来，解下自己的粮袋，系在吴玉章的腰上。

    “徐老！你这是干什么？！你自己——”

    “我还有。”徐特立按住他的手，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在路上找到了一些野韭菜，够吃几天的。”

    “草地上的野韭菜能顶什么用？你是咱们队伍里年纪最大的——”

    “你是五十七，我是五十九。”徐特立笑了笑，“别争了，论资排辈，我比你大两岁，这事听我的。”

    吴玉章看着那张瘦削的脸，忽然说不出话了。徐特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转身走了。那个背影在暮色中越来越小。

    吴玉章低头看着腰间那个沉甸甸的粮袋，手指摸到袋底——鼓的，满的，足有两三斤。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徐特立出发时只发了五斤炒面，走了三天，就算一口没吃，也只剩不到两斤。这两三斤是哪里来的？除非——除非徐特立这几天根本就没怎么吃过东西，把口粮全攒着，就是为了给别人。

    吴玉章猛地抬头，想要喊住徐特立。可那个背影已经消失了。

    多年以后，吴玉章每一次回忆起这个瞬间，都会说同一句话：“要不是徐老把那袋口粮给我，我肯定走不出草地。”可他不知道的是——他手里的这袋粮食，也不是徐特立自己的。那袋粮食，另有来历。

    王耀南从前方探路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在泥水里蹚了一整天，脚底板磨出血泡，靴子里全是泥水。他顾不上这些，径直向中央军委的宿营地走去——前方的路况必须尽快报告。

    报告完情况，他转身就走。

    王耀南赶到徐特立的宿处，然后——愣住了。

    徐特立正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野草，一根一根地往嘴里塞。他的嘴唇已经发紫，脸上浮肿，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而他的腰间——空的。那条应该系着粮袋的黑布带，空空荡荡地垂在身侧。

    “徐先生！”王耀南扑过去，一把抓住徐特立的手，“您的粮袋呢？”

    徐特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老人笑了笑，把那把野草放下，擦了擦嘴：“哦，给吴老了。他比我更需要。”

    “那您吃什么？”

    “这个。”徐特立指了指地上的野草，“能找到的不少，就是有点苦。”

    王耀南的眼眶红了。他二话不说，解下自己腰间的粮袋，就要往徐特立肩上挂。徐特立伸手挡开了。

    “不行。”老人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决，“你们工兵营在前面开路，比我消耗大。你不吃，怎么走得动？”

    “我有办法！”王耀南急道，“我做了个网兜，能抓青蛙、捞小鱼。草地上的水洼里有鱼，我饿不着的！”

    “真的？”老人问。

    “真的！”王耀南用力点头。

    徐特立沉默了几秒，终于松开了手。王耀南把粮袋挂到他肩上，系紧了，站起来要走。

    两个粮袋的失踪

    刘调元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他靠在枯死的灌木上，脸色蜡黄。肚子已经不是饥饿的咕噜声了，而是一种近乎空洞的、虚弱的、像是什么东西在塌陷的声音。他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出发前，他被派去执行紧急任务，来不及准备口粮，只带了两个杂粮饼子上路。等他归队的时候，队伍已经进入了草地，所有能吃的都已经分光了。

    “刘调元。”

    他睁开眼睛，一个人影站在面前，手里拿着一个粮袋。黄朝天。干部团工兵连副连长。

    “拿着。”黄朝天把粮袋塞进他手里。

    刘调元愣住了：“你疯了？你把自己的给我，你吃什么？”

    “我还有。”黄朝天说。

    “你有什么？”

    “我还有办法。”黄朝天说完就转身走了，根本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

    刘调元抱着那个粮袋，手指摸到了袋底的裂缝。他把裂缝掰开，借着最后一缕天光往里面看了一眼——里面只有一小把青稞，顶多够吃两天。两天。他忽然想起，黄朝天的腰上原本系着两个粮袋。一个是他自己的，另一个——另一个是军委工兵连长何德芹的。

    昨天傍晚，他亲眼看见何德芹把自己的粮袋解下来，系在了黄朝天的腰上。何德芹说，他还有存粮，放在别处，一会儿去取。可刘调元知道，何德芹在撒谎。因为何德芹所在的军委工兵连，是整个工兵系统里最晚进入草地的。他们出发的时候，军团部的粮食储备已经见了底，每人只发了两斤半青稞——还不到其他部队的一半。何德芹哪有存粮？

    刘调元猛地站起来，想要追上去把粮袋还回去。可他只跑了两步，腿就软了，整个人栽倒在泥水里。他趴在泥里，听见远处有人喊——

    “来人啊！何连长晕倒了！快来人！”

    何德芹。刘调元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了。他爬不起来。他趴在泥水里，看着那个方向，忽然想起一件事——黄朝天系在腰间的那两个粮袋，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何德芹给的。他把何德芹的粮袋给了自己，那黄朝天腰上还剩下什么？他自己的那份，早就给了别人。

    三个粮袋，从何德芹到黄朝天，从黄朝天到刘调元，像一条看不见的链条。链条的最后一环，是刘调元手里的这一小把青稞。可链条的第一环呢？何德芹的粮袋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因为何德芹已经昏迷了。

    一个护士长的最后一把炒面

    刘荣辉赶到的时候，何德芹已经昏迷了。他翻开何德芹的眼皮——瞳孔对光反射迟钝。他摸了一下脉搏——跳得又快又弱，像一只垂死的鸟在扑腾翅膀。

    “他几天没吃东西了？”刘荣辉问。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最后是工兵营的一个小战士开了口：“何连长……他把自己的粮都给了别人。他自己……至少三天没吃过一粒粮食了。”

    刘荣辉的手顿了一下。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掏出一把炒面——那是他自己最后的口粮，够他撑一天。他没有犹豫，把炒面兑了水，撬开何德芹的嘴，一点一点地灌进去。

    旁边有人递过来半块饼子，有人解开自己的粮袋，倒出几粒青稞。那些粮食从四面八方涌来，像一条条看不见的溪流，汇进何德芹的嘴里。

    刘荣辉看着这些粮食，手在发抖。他不是因为饿。他是因为想起了太多东西——井冈山时期，他就是士兵委员会的副主席，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每一次，都是在最绝望的时候，总有人把自己最后一口吃的递出去。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他不敢想。

    何德芹的呼吸慢慢平稳了。刘荣辉松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他的腿有些发软，扶着旁边的树枝才站稳。

    “刘护士长，你自己也——”有人注意到了他的异常。

    “我没事。”刘荣辉打断了他，转身走了。走出十几步，他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干粮袋——空的。空了。他刚才灌进何德芹嘴里的那把炒面，是他最后的粮食。他把空袋塞回怀里，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病号在等他。他的口袋里，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姐姐的沉默

    贺敏仁知道自己在劫难逃。那个小金佛是他从喇嘛寺里拿的。他承认。还有那几十块大洋，他也承认。他走进那座喇嘛寺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有了这些，哥哥姐姐们就不用挨饿。他没想到会被四方面军的巡逻兵发现，更没想到这件事会一直捅到中央。

    贺敏仁被押进执法处的时候，手被反绑着。执法处团长姚喆亲自审问他，问完以后，沉默了很久。姚喆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他是贺子珍的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

    “你……你姐夫知道吗？”姚喆问。

    贺敏仁摇了摇头，忽然笑了：“不知道。不过……他马上就会知道了。”

    姚喆拿起笔，开始拟电报。电报发给中央，中央转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的回电只有一句话，十个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姚喆看着这十个字，手在微微发抖。他认识贺子珍，那是一个刚烈到骨子里的女人，她的弟弟出了这种事，姚喆闭上眼睛。

    消息传到贺子珍那里的时候，她正在草地里行军。别人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的脚步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她走了大约一百步，忽然软了下去。不是哭。她没有哭。她只是倒下了，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草，无声无息地倒在泥水里。周围的人把她扶起来，发现她的嘴唇在哆嗦，全身在发抖，可她的眼眶是干的。一滴眼泪都没有。

    她病了。病得很重，重到连自己的口粮都没有力气去准备。她蜷缩在草地上，裹着一条破旧的毯子，像一只受伤的兽，不说话，不动，只是直直地盯着前面的某处虚空。她什么也没说。可所有人都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如果她当时能拦住弟弟，如果她多说一句话，如果……可她什么也没说。因为她知道，那个小金佛，那个年轻的生命，都已经回不来了。

    一条煮不烂的皮带

    陈昌奉从来没有这么饿过。他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出发前跑了七八个村子，好不容易才筹到十几斤青稞。可现在，那些青稞已经不在他手里了——他把自己的那份，给了贺子珍。那个刚烈到骨子里的女人，接到粮袋的时候，终于流了泪。她没有道谢，也没有推辞——她已经没有力气推辞了。她只是抬头看了陈昌奉一眼，那个眼神，让陈昌奉这辈子都忘不了。那是感激，也是歉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的、让他喘不过气的东西。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中午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皮带解了下来。那是一条普通的牛皮皮带，跟着他走了几千里路，磨得发亮。他把皮带切成一段一段的，放进搪瓷缸子里，架在石头上煮。水开了，皮带在沸水里翻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他用树枝捅了捅——硬的。再煮——还硬。再煮——还是硬的。他咬了咬牙，捞起一块塞进嘴里——嚼不动。像嚼鞋底，像嚼石头。

    他忽然想起，通讯队的政委肖文玖昨天跟他开过一个玩笑。肖文玖指着干部团陈士榘营长腰上那条缴获的军用皮带说：“那条皮带，煮着吃肯定不错。”陈士榘信了，真的把皮带切碎了煮，煮了一夜都没煮烂。当时大家都在笑。可现在陈昌奉笑不出来。

    他放下搪瓷缸子，去找徐特立。徐特立听了他的问题，叹了口气：“硝过的皮带，蛋白质已经变性了，不能吃，也煮不烂。只有刚剥下来的牛皮，阴干了、敲软了做成的东西，泡够了水才能煮软。”

    陈昌奉站在那里，手里还捏着一截皮带，忽然觉得眼眶发热。他想起了很多东西——想起那些把粮食让给别人的人，想起那些说自己“还有办法”的人。他看着手里那截咬不动、煮不烂的皮带。

    中央红军到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约2万余人。1935年8月27日，过草地（松潘草地），由于饥饿、寒冷、疾病、沼泽陷落等原因，红军减员严重，近万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只有7000余人。中央红军的工兵从瑞金出发3700多人，长征中有1000多人参加工兵部队，到达陕北，工兵只剩37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