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底，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前委抽调5000余名军政干部相继进驻丹阳。接下来的20余天里，一场有关作风纪律的集中整训活动在这里悄然展开，史称“丹阳整训”。整训目的，正是为了人民军队接下来要面临的全新考验：接管上海这座当时中国第一大都市。

    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49年5月8日，华东军区直属党委印发的《关于进入上海前后的政治工作指示》。这份档案如同一幅剪影，映衬出“丹阳整训”真实鲜活的细节，言简意赅而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训什么”“怎么训”“重点是什么”，展现出我党在政治教育中的灵活智慧。

    指示分为“进入上海前”和“进入上海后”两部分，一开始便指出了此次整训的目的和重要性：“进入城市的机关部队，执行纪律的好坏，直接影响接管工作的好坏和城市革命秩序的好坏”。同时，指示也将此次纪律教育的主要材料悉数列出，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专门为此次接管上海制定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材料内容涵盖从“不入民宅”的铁律，到“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等细节。

    在教育方法上，“干部以阅读、讨论、检讨等方式进行，战士以上课方式为主”“运用文娱方式，个别谈话等方式”，以“部队在行军沿途经过城市时发生的违犯纪律的事实”作为典型材料进行警示，甚至采取了“评入城资格”的办法，确保入城纪律执行有力。

    指示的最后，特别强调“严防部队享乐思想的滋长，即使一点细微表现，都需随时注意纠正”。这种防微杜渐、慎之又慎的态度体现了党中央对接管上海的高度重视。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解放军严格遵守入城纪律，数万官兵露宿街头、不扰市民的画面载入史册，成为“丹阳整训”成效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