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鲜艳的红旗汇聚了无数先烈的鲜血，伴随我军艰苦卓绝的发展壮大历程，人民军队战场救治也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建立初期，战斗频繁，战场救治条件极为艰苦，医疗救护组织尚不健全。面对缺医少药，无力对伤病员进行有效救治的现实状况。红军官兵充分发挥创新精神，缺医少械，就自力更生、因地制宜，砍来竹子制作镊子、软膏盒和便盆等，采取杉木板制作护木，把剃刀消毒作为手术刀，拿土布代替纱布。

    为便于部队作战，将伤病员和战斗员分开，组建了卫生队，专门收容治疗伤病员。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召开党代表大会明确规定：在红军组织中要特别健全卫生队、担架队……并须训练专门人才，担架队在每营可设担架排。从此，“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巩固军事根据地的三项措施之一，把战场救治与卫生工作作为军事、政治斗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把关心爱护伤病员作为制度规定下来，要求官长应当随时去看望、安慰伤病兵，对伤病兵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这一规定，从根本上破除了旧军队歧视、虐待伤病兵的陋习。长征中，红军要求医护人员把救死扶伤作为神圣职责，强调不许失掉一个伤病员，想尽各种办法止血，有骨折的上夹板，有子弹的取子弹，严密消毒，消灭化脓。这一战场救护的重要原则，确保红军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护，有力地鼓舞了军心士气。

    这一时期，确立了战场救治为革命任务服务，一切为了伤病员的群众路线，重视预防，兼用中西医治疗伤病员，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以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等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时期，各部队任务区域高度分散，大小战斗频繁，交通条件滞后，伤员转运困难。八路军总卫生部根据抗战初期的战争特点，研究出台《暂行卫生法规》，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加强火线抢救。一般以团为单位开展战救行动，团救护所由卫生队人员组成，按手术、换药、看护、搬运等分工设组，部署在主攻营后侧有利地形。战斗中，将营救护所展开在主攻连附近，承担前接火线伤员和补充包扎任务。配齐连卫生员，明确卫生员只做包扎、止血、固定和搬运，开展群众性的自救互救教学和急救包使用培训。对伤员进行初步救治后，及时组织分类留观或后送。

    改进战救技术。白求恩医生来华后，针对八路军后方医院创伤感染严重的情况，提出医疗队上前线，开展早期手术治疗的建议，白求恩提出：受伤后24小时内必须及时清创，骨伤应立即上夹板，以预防创伤感染和减少残废、死亡。各部队采取多种办法预防创伤感染和合并症，区分感染创伤或非感染创伤，针对性实施清洗消毒，改善换药方法。1938年，白求恩还在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倡导建立了志愿输血队，发动部队指战员、医务人员和群众无偿献血。输血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挽救了大量失血伤员。

    完善保障体系。在战争实践中，多数部队都建立了一套适于游击战的卫生装备，其特点是：体积小，功能全，使用方便，携带轻便。充分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包括汽车、马车、担架等，组成后送梯队，确保伤员能够得到及时转运。到抗战中后期，师和军区以上医院，大都可以实行清创扩创、截肢、弹片摘除、血管结扎、骨折固定、胃肠吻合等战伤手术。对骨折伤的治疗有了显著改进，降低了伤员残废和死亡率。

    在分散游击的抗战环境中，八路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奋力开展战伤救治，有效地降低了伤病员死亡和致残率，大量伤员康复归队。平型关伏击战、百团大战、冀中“五一反扫荡”等重要作战任务中，战场救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从小范围摩擦逐步走向大兵团正面激烈对决，为保障军队战斗力和指战员生命安全，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战场救治。

    建立完善的野战医疗体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制定了《战伤处理暂行简则》，规定了火线救护工作的明确任务和技术要求：战地救护主要任务为紧急包扎、暂时止血、临时固定、脱离火线，即包扎、止血、固定、搬运4项技术。火线4项技术的推行，极大提高了战场阵地救护水平。随着战争资源的丰富，解放军建立了一批前线急救站、后方医院和康复中心等，这些医疗机构配置了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陆续引进现代化医疗设施，如便携式X光机、输血设备等，提高了救治效率和准确性。

    加强医务人员培训选拔。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军队开展了广泛的培训课程，提高医务人员的救治能力和技术水平。此外，军队还从各地招募和选拔优秀的医务人员加入救治队伍，确保伤员得到专业、高效的救治。着眼尽快提高战伤救治成效，各解放区部队剖析二战中军事强国的野战外科经验，广泛学习应用战伤救治新技术。

    持续改进战救技术和管理。同时，军队还加强了救治工作的组织和管理，优化了救治流程，确保救治工作高效运转。1946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布《野战救护治疗工作暂行条例》；1948年1月，东北军区召开卫生大会，制定了早期切除术、间断交换绷带、休克处置、战伤骨折固定、头胸腹部战伤处理、战伤截肢、破伤风预防及处置等系列战伤医疗条例，将战伤救治技术的规范化、制度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实践中探索形成了攻坚战、防御战、追击战、渡江渡海等不同类型战斗的战场救治策略，为后续的战场救治和医疗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抗美援朝时期

    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次赴国外执行作战任务，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劣和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代差，伤员数量众多且救治条件有限，抗美援朝战场救治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

    因地制宜实施战场救护。敌军炮火猛烈，我军一线战创伤救护需求突出。志愿军在战场上，设立了多个急救站和包扎所，配备有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和必要的医疗设备。这些急救站和包扎所能够迅速对伤员进行初步救治，控制出血、包扎伤口、抗休克等，为后续治疗创造条件，并摸索出一套具有我军特色的山地抢救经验。针对多发伤情，简化急救药材目录，初步实现了标准化供应。开展实战总结反思，调整组建抗休克室、复苏室，有效减少了战伤死亡。成立野战供血组织，保障前线医院和师救护所实施输血治疗。

    灵活机动开展医疗后送。由于战场地形复杂、敌情多变，志愿军伤员转运尤为不易，往往先是人力担架进行山地转运，再经由运送物资的军车，最后换乘铁路回国医治，救治人员需要具备高度的应变能力。他们根据伤员伤情和战场地形，合理安排后送路线和治疗方案，采取了就地救治、后送治疗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伤员检伤分类工作和阵地战医疗后送体系，优先救治重伤病员的同时，确保前线有限资源实现轻伤病员留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