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9日，厦门市赤色总工会在粘文华和柯子鸿等领导下，曾不顾反动当局的阻挠，各基层工会派出代表300多人，在菜行口隆重举行“四九纪念大会”，悼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著名工运领袖罗扬才和杨世宁。“4.9”革命政变过了整整三年，重重的夜幕笼罩着厦门。清明节刚过不久，海后滩一带海风吹来，仍然是夜寒料峭。晚9时，突然间鞭炮齐鸣，震耳的声响伴着火光冲破了夜幕，海员、码头工人和工厂工人，店员、人力车夫以及学生、小贩等等数百人，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迅速地列队开始示威游行。人群中有人举着红旗，工人们高呼“纪念罗扬才、杨世宁”、“打倒国民党”、“工农兵万岁”等口号，并散发传单4000余份。工人们在纪念会上庄严宣誓:“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奋勇前进! 悲壮得惊心动魄，传单像无数朵白花洒向路旁的行人......。

    杨世宁烈士（1906-1927）中共党员、一个学生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

    龙岩市新罗区万安镇松洋村，位于万安镇政府驻地西北方20余公里。东与西贯村接壤，南连四村村，西接好坑村，北与连城县赖源乡毗邻。古时因有杨、吴、罗、廖、查、韩、杜、徐、马九姓聚居而称九龙村，清为松洋社，民国设松洋保，解放初与好坑村合为松坑村，后为松洋乡，1958年设松洋大队，1984年后为松洋村至今。现为杨、陈二姓聚居。相传松洋村平洋原是茂密松林，远远望去宛如一片松树的海洋，“松洋”故而得名。

    1906年，中国大地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无数青年知识分子怀揣着救亡图存的赤诚，在黑暗中探寻救国真理的道路。杨世宁出生于龙岩新罗的一个普通家庭。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末民初的动荡之中，封建帝制的崩塌并未带来国泰民安，反而陷入军阀混战、列强环伺的危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思想、新文化如春风般吹遍神州大地，也悄然浸润了少年杨世宁的心灵。他自幼便对旧时代的腐朽与黑暗有着敏锐的感知，渴望通过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为家乡乃至国家的变革寻找出路。

    1922年，16岁的杨世宁怀揣着求知与求索的渴望，远赴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就读。集美师范学校作为当时福建地区传播新思想、培养进步青年的重要阵地，汇聚了一批具有先进理念的教师与学生。在这里，杨世宁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与革命思想，从《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方向。他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开始积极参与校内的进步社团活动，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探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逐渐从一个寻求个人成长的青年，转变为立志改造社会的革命志士。

    1924年，带着在集美师范汲取的革命养分，杨世宁回到家乡龙岩。彼时的龙岩，虽远离大城市的革命浪潮，却也潜藏着对变革的渴望。杨世宁深知，革命思想的传播是唤醒民众的关键。他联合陈俊昌等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人士，共同创办了《新龙岩季刊》。这份刊物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以犀利的文笔揭露社会现实的弊端，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迅速在龙岩知识界与青年群体中引发强烈反响。通过刊物的传播，越来越多的龙岩青年开始觉醒，为后续闽南革命力量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创办刊物只是杨世宁革命实践的起点。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他意识到，零散的进步力量难以形成改变社会的强大动力，必须建立有组织的革命团体。于是，在《新龙岩季刊》积累的群众基础上，他与同伴们积极筹备，最终推动成立了福建革命青年团。这一团体的建立，不仅将龙岩乃至福建各地的进步青年凝聚在一起，更成为连接地方革命力量与上级党组织的重要纽带，为闽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搭建了坚实的组织框架。

烈士杨世宁的孙女杨小周

    在广州，革命军挥师北伐以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杨世宁受此革命气氛的影响，认为闽籍革命青年应当行动起来，为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在福建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做好思想上、组织上、人才上的准备。杨世宁等人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展开了斗争，并倡议把闽籍青年学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革命的团体。这个倡议立即得到许多中山大学闽籍同学的响应，但也遭到陈伯达等人的反对。关于这个团体的名称，杨世宁与陈伯达、宋渊源等人曾经展开了一场辩论。陈伯达、宋渊源主张命名为“福建同乡会”，杨世宁指出这个名称充满着封建宗派色彩，与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很不契合，提出“福建革命青年团”的名称，博得大多数人的拥护。

    杨世宁与许世中等闽南籍同学积极筹备成立“福建革命青年团”。他四处奔波，多方联络了２０多位闽籍中山大学同学，随即又到黄埔军校，通过军校惠安籍学员庄振武联络了闽籍学员３７人。稍后，他又通过中山大学农学院泉州籍同学陈盛明在农学院进行联络。在此前后，他还争取了胡志明、崔庸键领导的安南、朝鲜同盟会中的台湾青年。

    1926年5月，“福建革命青年团”在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有成员100多人，杨世宁、许世中、杨和衷、张任我、苏词源为主要领导人。该组织在中山大学校门正对面的一座楼房的第二层里设立办事处，并又以团名为刊名，自筹经费出版周刊，从５月至８月共出三期。刊物在福建学生中广为传播，对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冲破旧思想的樊篱起了一定的作用，广州《民国日报》曾经专门报道过该组织的活动动态。

烈士杨世宁的儿媳徐满英

    1926年，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厦门作为福建的重要港口城市，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战场。杨世宁受组织委派，前往厦门开展工人运动。当时的厦门，工厂林立，但工人阶级却长期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作环境恶劣、工资微薄，毫无权益保障。杨世宁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讲述“工人团结起来就能改变命运”的道理。他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教工人学习文化知识，组织工人开展争取合法权益的罢工斗争。在他的努力下，厦门的工人运动从零散的自发反抗，转变为有组织、有目标的革命行动，杨世宁也因此成为厦门早期赤色工运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1927年1月，在推翻了北洋军阀在福建统治的大好形势下，闽西南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在漳州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闽南特委，罗明任特委书记，杨世宁成为27位特委委员之一。同月，在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下厦门市总工会正式成立，杨世宁任副委员长、罗扬才任委员长，会址设在大同路土堆巷红楼。在两人的共同领导下，厦门总工会迅速发展壮大，会员人数不断增加，先后领导了多次工人罢工斗争，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工人阶级的觉醒与组织力量的壮大，让厦门的革命形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也为闽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紧随其后的4月9日，厦门的国民党右派也发动了“四九反革命政变”，对中共闽南临时特委与厦门市总工会进行疯狂破坏。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中，杨世宁与罗扬才不幸被捕，以及学联负责人黄埔树。一同落入敌人的魔爪。

    在狱中，敌人对杨世宁施以各种酷刑，威逼利诱，试图让他放弃革命信仰，供出党组织的秘密。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杨世宁始终坚贞不屈，他痛斥反动派军阀的反革命行径，坚定地表示：“革命的真理绝不会因为你们的屠刀而熄灭，共产党人的信仰绝不会因为你们的威胁而动摇！”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却依然利用有限的机会，向狱中的难友传递革命信念，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临刑前，杨世宁面对前来送行的同乡同学，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誓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只要革命能成功。”这简短的话语，既是他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总结，更是对后世革命者的殷切嘱托。他还写下遗书致家父：“儿为国为民而死，死亦甘心。”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却唯独没有对死亡的畏惧与对个人安危的牵挂。最终，在敌人的枪口下，杨世宁献出了年仅21岁的生命，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闽南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个红色基因，都是党的精神标识。江河万里，必有其源。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中所积淀的一个个红色基因，以其特质鲜明的精神标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确立了“向哪里去”的精神航标。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如今，百年光阴流转，杨世宁当年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早已实现。但他身上所展现出的坚定信仰、无畏勇气与家国情怀，依然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回望杨世宁等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历程，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从他们的精神中汲取力量，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让革命先辈用鲜血浇灌的理想之花，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