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军东北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独立自主的战略决策

    关于打通红军主力和东北的联系，毛主席早就在抗日战争初期开始规划了。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九天，毛主席、朱老总就迅速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这就接近了东北地区，方便了我军进军东北。这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决策。

    1938年2月8日，毛主席提出在热河、河北交界的雾灵山一带发展新的游击区，他指出“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 （《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8年， 四十五岁）毛主席做的这个决策，为我军能进军东北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

    我军进军东北、打通和东北联系，根本不是所谓的“二战以后苏联建议下”才决定的，而是1937年以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早就独立做出的正确决策。

    1945年8月20日，毛主席就指出：“我方除李运昌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抽九个团赴东三省》）可见，毛主席的决策是非常迅速、及时的。请注意，那时没有任何国际的“建议通知”。毛主席的这一正确决策更是独立自主的。

    据《彭真年谱》记载：“9月14日 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和曾克林乘苏联军用飞机到达延安。贝鲁罗索夫中校向朱德转达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的个别部队已到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热河省平泉县（今属河北省）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的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行撤退，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可见，苏联派代表找我们讲的是机会均等，不是通知我们占领——而且他们来的时候还比毛主席的决策晚了将近一个月。

    正是主席的这样精准科学的决策的有效贯彻，我们才能迅速攻入东北。苏联方面说了机会均等，老蒋自己在大西南躲着，我们中共军队离得近，老早就在距离东北很近的南大门守着，老蒋能怪谁呢？

    二、不要过分夸大苏军在东北留给我们的“日式装备”的数量

    早在解放战争初期，毛主席就提出——苏联根本当时没有也不适合给我们公开的、大规模的直接物质援助。华西列夫斯基为代表的苏修爪牙以及当代洋奴分子往往夸大苏联的援助量，实际上是在诋毁我们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的革命先辈。

    1946年7月20日，毛主席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就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可见，那时我们没有所谓的大规模国外“援助”。再例如，1946年10月25日，毛主席致电东北：“你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美反动派消灭解放区的政策不会改变。我党同志绝不要幻想恩赐和平，只在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粉碎敌人多次进攻并使解放区获得发展之后，暂时休战才有可能。在全国与东北均是敌强我弱，为改变此种形势起见，必须准备长期艰苦斗争。”（《毛泽东文集》（第四卷）：《敌强我弱必须准备长期斗争》）可见，当时就是敌强我弱，就是差距悬殊。

    笔者非常佩服的一位军史作家讲过，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百分之90都是敌强我弱、以弱胜强！要知道，美国大规模、直接援助了蒋介石50亿。而且，东北我党根据地政权和苏方做的生意，是我们用大量他们所缺乏的农产品与其进行的公正平等的等价交换。还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大决战以后得到的援助总数，也不能和美帝援助蒋介石的50亿资金数量相比。

    过分鼓吹苏军留下的关东军装备的作用，简直是在诋毁我们的前辈。华西列夫斯基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发谣言鼓吹他们在东北“援助”了我们很多“日式装备”，而且故意夸大了他们留给我们的关东军装备数字——实际上是苏联和华西列夫斯基当时极端的不要脸。“总计中共军队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应有步骑枪30万支左右、各种炮1600多门（含迫击炮、掷弹筒）、坦克20辆左右。”“即使中共从苏军处获得的日军武器弹药，在运输中也有遗失现象，李运昌部奉命将沈阳获得的武器运往锦州时，由于担任运输任务的新部队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即发生叛变和逃亡，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抗日战争刚结束，中共当时有127万军队，苏联撤军，东北我军拿的关东军装备顶多上述这些。要知道，这些刚开始占全国我军装备总数的1/4都不到。

    我军后来装备逐渐的强大，主要还是靠着自己的发展。即使有某一文吹嘘了苏联给我们留什么日式装备之后也不得不承认：“但都是日军在东北遗留的武器，而且是以轻武器为主。这和美国对国军的援助根本没法比，当时国军庞大的作战部队中，有四分之一的部队都是美械和半美械，而且自动武器和重武器居多。但最终武器装备长期处于劣势而且仅有陆军的解放军却笑到了最后，由此可见，武器装备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即使有些人为了过分夸大那些日寇装备作用、把日式装备吹的比美式装备还搞，并列举了再多士兵回忆，也是几乎毫无意义的。

    个别的亲历者的回忆从来都不是信史，这些回忆只是作者的自己一家之言、直观感受。例如徐帅写的回忆录，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回忆，就有很多错误，而且不符合党中央的决议。

    三、毛主席从来没说过必须死守四平，更没说过“变四平为马德里”

    1946年4月12日，毛主席就致电林彪：“同意林真子电,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6年，五十三岁。）反对以固守城市为主，坚持歼灭敌人有生力量。4月13日，毛主席致电林彪并告彭真：“马歇尔有于文日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6年，五十三岁。）可见，毛主席讲的是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并没有说在不可能条件下也要坚守。

    得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长春消息后,毛主席致电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尚难作最后决定,须看斗争结果如何而定。在未作最后决定前,你们应作长期保持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6年，五十三岁。）可见，毛主席保持着相当的理智：他只是讲了在四平有大量歼敌的可能性，还指出不能做死守四平的最后决定，而且给了前线将领充分的自主发挥权。

    之后，毛主席说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6年，五十三岁。）但是并没有说过把四平变成马德里，而且仅仅说的是必要时才可以在长春这样做，不必要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做。丝毫没有非要死守四平或非要死守长春的意思。

    关于在四平阻击敌人一段时间的目标，毛主席在他给林彪的电报中写的清清楚楚：“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 ,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有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6年，五十三岁。）看到这句话，我不说一句毛主席万岁，我就真的感觉不公正。

    看看，毛主席讲的多好！为什么在四平阻击敌人一段时间？为的是消耗敌人的精力，挫折敌人的锐气，这样就方便我军向北争取资源发展自身实力，进而占据主动。虽然毛主席这时还有占领长春的设想，但是他在四平阻击敌人以消磨敌人精力、挫折敌人锐气、为我军战略转移提供有利条件的决策，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1946年5月6日，毛主席致电萧华并告林彪,指出:“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六军、五十二军不能北上为要。”（《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6年，五十三岁。）看看，毛主席坚持在四平阻击一段时间，为的是牵制敌人、伤敌人锐气，为我军战略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如果不按毛主席说的做，不在四平挫折敌人锐气、消磨敌人精力，敌人一鼓作气北上，对我们来说更危险。正是因为我军在四平沉重打击了杜聿明的嚣张气焰，蒋匪军的锐气大大消耗，我们才相对顺利的实现了向北转移，蒋匪军也比较疲惫不堪、精力被严重消耗，难以长驱直入了。

    5月19日，毛主席致电林彪并告彭真：“(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四)长春以南铁路应迅速彻底破坏。”（《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6年，五十三岁。）27日,毛主席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又指出：“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6年，五十三岁。）毛主席说得清清楚楚——守四平不可能的话就应该主动撤出来。我军在四平也确实给了敌人重大打击，为我军顺利转移提供了重要条件。

    也是这一天，毛主席致电林彪：“四平退出我兵力获得自由使用，顽占领面积愈大，补给线愈长，将愈困难”“鉴于在敌北进以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吃了大亏,现应动员一切力量昼夜不停彻底破坏长春至四平段铁路”。（《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6年，五十三岁。）可见，毛主席坚持给敌军困难局面火上浇油——本来在四平阻击敌人已经给了敌人比较严重的锐气打击，导致敌人疲惫和被动，而敌人盲目以占领城市为目标以及北进，战线更加拉长，更加陷入了被动局面。

    上述内容可见，关于四平之战，毛主席的决策也是基本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