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国成立以来27年特别是1959年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经济建设面临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速发展成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这一人口最多、小生产者规模最大、工人阶级基础远远薄弱于欧洲国家、封建阻力远远大于欧洲国家、现代化程度低于欧洲国家甚至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要知道，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底子比印度还薄弱。如李捷所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百分之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百分之35.5。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这两个比重已经分别达到百分之45.2和百分之39.5。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印度。如钢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三、顺利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良好开局》）

    “一五计划”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一五计划”只是初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当时一穷二白的现实。所以，1958年，毛主席讲：“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五计划”以后，毛主席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困难依然是空前巨大的。特别是1959年苏联撤资之后，新中国受着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全面的封锁包围，面临着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195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阻力、压力、困难程度，无疑是大于“一五计划”时期的。这是“难上加难”。

    上述内容可见，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程度，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李慎明老师说：“新中国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宏伟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是要彻底掀翻人类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李慎明：《正确认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伟大成就》），是完全正确的。

    面对世界经济建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难条件，毛主席仍然领导中国人民，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的现代化建设速度，实现了中国独立而又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缔造了世界经济建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几个‘后发工业化大国’中，德国1880——1914年每10年的平均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不过是百分之33。，日本1874——1929年不过是百分之43，苏维埃俄国1928——1958年不过是百分之5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竟然达到了百分之64，这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惊人壮举和伟大成就那又是什么?”（[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身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现代化建设的速度，而且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困难的客观条件。就凭这一点，称毛主席为人类历史上最会领导经济建设的政治领袖，毫不为过！

    （2）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条件下使中国拥有了主要工业生产能力的“二五计划”以来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就不可忽视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27年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在整体肯定这27年伟大成就同时，不要像当下很多自媒体以及学术文章一样过分强调“一五计划”的成就、过度淡化1958年——1976年的辉煌成就。恰恰相反——由于1959年以来十七年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阻力更加巨大，却也取得了超高速发展的辉煌成就，其伟大程度甚至可以说是大于可以大量购买苏联设备的“一五计划”时期。不顾新中国在“一五计划”以后进行经济建设的客观条件特别是国际环境远远比“一五计划”时期更困难，就贬低之后的三个五年计划的伟大作用，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必须承认，新中国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能力，实际都是在“大跃进”时期开始具备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百分之36.2，采煤能力占百分之29.6，棉纺锭占百分之25.9。”（《党史博采》：《新中国是怎样实施前四个五年计划的?》）这一成就，无疑已经超越了“一五计划”。因为“一五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具备这些主要的工业生产能力。正如杨松林老师所说：“那你看看钢铁板块的来历:宝钢、邯钢、济钢、杭钢安钢、南钢、酒钢、三钢、鹏博士一、华菱钢铁等，都是大跃进时期新开工项目;武钢、首钢、包钢、太钢、广钢、柳钢、大冶特钢等都是大跃进新建或进行重大改造的。”（邋遢道人：《关于中国共产党四个三十年的对话》）
1958年，虽然当时我们自己也犯过头脑发热的错误，但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最早冷静下来、最早纠正这些错误。在纠“左”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是空前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持续三年的史无前例的严重自然灾害。外部环境恶化，就是苏联的撤资和逼债——这使我们必须更加扩大对本国农业资金的积累以支援国内工业并还外债。当时，“周恩来说:苏联撤退专家，影响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想拿这个来压我们，这怎么能压得成呢?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欠苏联的主要是粮、油、肉、蛋四种农产品。外贸方面现在欠它十六亿多卢布，加上到期应还的贷款七亿卢布，明年需要还账二十三亿卢布。会上群情激愤，大家表示勒紧裤带也要还债。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说:争取明年还清这个账。周恩来说:总之一句话，明年是不是能还光了，最好还光。”（《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0年，六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更是极其严重。但是，我们依然克服了严重的天灾。所以，“彭真主持庆祝大会并讲话，指出:我国经济情况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已经出现了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局面，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带给我们的困难，已经被伟大的中国人民战胜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3年，七十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面临如此严重恶化的客观国际条件和自然灾害，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仍然取得了那样巨大的工业化建设成就，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后辈高度认可和感激吗？当时我们面临的困难比当年的苏联更大。

    苏联在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的“一五计划”时期，面临的外部环境却比较有利于他们的工业化建设。1929年11月3日，《真理报》发表《大转变的一年》，指出“使我们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集团)胆颤心惊的五年计划最高方案实际上变成了五年计划的最低方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0页。）；在1930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斯大林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提出了“生铁产量从五年计划的一千万吨提高到一千七百万吨，汽车产量从十万辆提高到二十万辆，拖拉机从五万五千台提高到十七万台，联合收割机从未列入五年计划提高到四万台，有色金属工业和农机制造业的产量也提高了一倍多。”（《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00-301。）的高指标。后来，1932年1月底至2月初,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不得不承认“1931年的年度计划在质量指标和数量指标方面都没有完成。”（《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278页。）的事实。苏联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西方急需出口过剩的工业设备以缓解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这给了苏联比较有利的购买西方先进工业设备发展本国工业的条件，“1931年苏联的购买总额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左右,1932年上升到1/2左右。1926-1931年,苏联的进口额约增加了5倍,其中,重工业设备进口额增加了 11倍,而在进口额中，百分之90左右是机器设备的进口。”（[苏]K.彼得罗相《苏维埃工业化方法》1952年版，第 77 页。）

    同样是国内面临现代化建设的曲折，我们中国遇到的国际环境是什么？是苏联撤资和逼债，是两大帝国主义对我们共同的封锁包围！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毛主席领导我们不仅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在国民经济调整恢复的1965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8.3，完成计划产值的百分之107.2，是新中国成立后增长最快的年份。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26.4，完成计划产值的百分之117.6。”（《党史博采》：《新中国是怎样实施前四个五年计划的?》）。

    （3）正式建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取得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毛主席执政的最后十年，并不是“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经济超高速发展。“三五”和“四五”计划期间，我国外部环境虽然相对于“二五”计划有所改善，但是面临的困难也是大于“一五计划”时期的。即使我们有过引进国外设备的四三方案，但是引进的规模也是有限的，并无法和“一五计划”时期购买的“156工程”相比。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建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奠基。

    1966年，经济增长还是极其高速的。“由于有上半年增长的基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仍比上年增长百分之10.7，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20.9，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8.6。”（《党史博采》：《新中国是怎样实施前四个五年计划的?》）1968年，随着全国革委会的组建，社会秩序实际上已经走向了稳定。于是，“1969年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稍趋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加强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使’三五’后两年生产先后出现了百分之23.8和百分之25.7的超高速增长。”（《党史博采》：《新中国是怎样实施前四个五年计划的?》）

    笔者对《党史博采》的这篇文章能引用权威数据证明1969年和1970年的高速发展非常赞同，但是笔者对这篇文章没有提到毛主席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决定性领导作用，是极其不赞同的。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没有毛主席的批准，周总理等人能“抓住时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计划管理”吗？“三五”计划时期，毛主席是极其重视生产发展的。1969年7月23日，毛主席亲自批示发出的中央布告强调：“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不许侵犯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逮捕法办破坏交通和抢劫物资的极少数坏头头、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杀人放火的现行犯罪分子。自布告公布之日起，凡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逾期一月不归者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9年，七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五计划”取得辉煌成就，离不开毛主席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