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公正进行工农业产品交换，不实行义务交售制

    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质上是国家对农民一部分劳动的无偿占有，是属于剥削范畴的经济措施。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最彻底的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消灭剥削的原则，坚决不搞超额税、义务交售制，实行尊重价值规律的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这样，按照价值规律来算，工业产品比农业产品价格高多少，那就高多少——不增加额外值，不剥削农民。这也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

    苏联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如斯大林所说：“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虽然斯大林也曾说“一有可能就可尽快取消这种超额税”，但是他在世的时候并未实现。他去世后的苏联则已经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

    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就讲：“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毛泽东文集》：《论十大关系》)

    按着主席说的做，我们就尊重了价值规律，没有剥夺农民，没有增收“超额税“，同时通过发展农业积累了工业化的资金。不仅如此，主席还通过“工业支援农业“弥补着由于农业产品价值低于工业产品带来的工农收入差距，这样的话，农民就毫不吃亏！主席讲：“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毛泽东文集》：《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消灭了剥削，也有利于增加国内凝聚力。如主席所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搞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整风以后，一条心。”（《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苏联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否定了等价交换、缺乏价值公正，是对农民半无偿的剥削，是工业对农业的半无偿占有，也属于剥削。毛主席尊重价值规律，实行工业和农业公平交换，不搞半剥削性质的义务交售制，实际上是领导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彻底消灭了剥削。

    （2）我们不要“钱袋子”！

    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回忆，据建国初期在中央主持工资工作的李立三说：“苏联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达100倍。他们的领导干部除工资以外，每个人还有一个‘纸袋子’(即发给工资以外的津贴、奖金等)，实际高低差距更大。”(李思慎：《毛主席带头降低工资标准》)如果说工资可以多劳多得，情有可原。但是工资以外，还按级别加一点“奖金”，这就是不劳而获、就是对工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了。“奖金”从哪里来？从工人的劳动中来！

    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谈话时也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费·丘耶夫：《同莫洛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莫洛托夫的这些谈话中，是有对斯大林的高度评价的。但是这里，莫洛托夫就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第一，干部确实得到了很多钱，可见这是少数人的高薪制；第二，他都认为“不完全正确”，没有为其做这方面辩护，而且表达了认为这个“过分”的观点，可见对这样根据职务、级别多发钱，他是有一定不满的。

    允许推广钱袋制，是斯大林犯了向干部个人主义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如“九评”第九篇说：“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毛主席则展现了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精神。起初，干部工资“最高标准是1000元，为最低工资（30级，23元）的43倍多。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你们要1000元，我只要500元。’因此，最后确定：北京地区一级为644元，30级为23元，高低差距为28倍。”（李思慎：《毛主席带头降低工资标准》）

    之后仅仅半年时间，毛主席又提出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1956年12月18日的国务院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将1956年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十级以上干部的工资标准予以降低。各级降低的比例是：1-5级为百分之10......”（李思慎：《毛主席带头降低工资标准》）

    之后，又是经毛主席提议，1959年2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将国家机关一、二、三级的工资标准合并为一级，并且降低为400元（按一类地区计算）。这次降资只降党员干部。非党员干部和企事业、科教、文艺工作者一律不降……毛泽东他们都被降到每月405元，为最低工资（23元，6类地区）的17.6倍。” （李思慎：《毛主席带头降低工资标准》）

    1960年，面对经济困难，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共中央决定再次降低干部工资。“三级（包括原来的一、二级）降低百分之12，四级降低百分之10，五级降低百分之8，六级降低百分之6，七级降低百分之4，八级降低百分之2，九级至十七级降低百分之1。这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每月工资降到356元。”（李思慎：《毛主席带头降低工资标准》）

    主席建国以后极其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但是，让每一个党政干部都像毛主席那样无私、每个军队干部都像罗荣桓元帅那样无私、每个中基层干部都像焦裕禄或张钦礼那样无私……人人都成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党内圣人”，谈何容易？但是，对真正的共产党干部来说，革命是没有讨价还价的。所以，官兵一致的干部供给制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措施实行起来则会受到巨大的旧习惯阻力。所以，主席只能用多次亲自带头降工资的方式来和干部的个人发财思想作斗争。主席深知，干部以计较个人得失为己任、坚持个人利益为中心，就会为了个人利益牺牲集体利益、蜕变为新的剥削阶级！

    反对钱袋制、多次降工资，无疑体现了毛主席拥有比苏联领导人更彻底的革命性、更严厉的治党态度、更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更强硬的革命措施。毛主席就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毛主席想发财，他完全没有必要连续多次降工资，完全可以享受比他所领工资至少高2.7倍的工资。但是，毛主席多次主动降工资、缩小上下工资差距、严格限制干部们的发财思想！

    （3）经济基础消灭了剥削，上层建筑也要消灭剥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讲过和传统观念决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讲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有旧的道德残余，这些都为毛主席创立思想上灵魂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开辟思想上灵魂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思想上灵魂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不可缺少的任务。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7年，六十四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环节，首次开展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全面消灭剥削的实践。

    1939年，结束了对反革命富农的镇压之后，斯大林便宣布“我国社会政治发展方面的最重要成绩，便是剥削阶级余孽最终被消灭的事实”。（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并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是包围苏联的国际帝国主义。这实际上是他犯了违反唯物辩证法的错误。当时苏联，小生产还没有完全消灭，列宁讲小生产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小生产就是剥削阶级的余孽，会腐蚀社会主义。而且，当时苏联还没有进行全面的思想灵魂上层建筑革命，没有进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讲的“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这样没经历上层建筑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无疑是不彻底的。

    而毛主席对《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的遵守就更彻底，并对其中的真理加以创造性发展。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深化了马恩的认识——在消灭私有制之后，和旧观念的决裂包括着对抗性的阶级斗争，所以和旧观念决裂的过程，就是进行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的决战，“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7年，七十四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席指出：“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7年，七十四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只有进行一个又一个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逐渐荡涤干净旧思想旧习惯残余，最终实现共产党领导人民奔向共产主义的目标。

    我们不能苛求一次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解决全部问题，一次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也不可能全部解决旧习惯的问题。何况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三千多年封建社会的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旧习惯势力比欧美国家更浓厚的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呢？所以，毛主席开辟的思想上灵魂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没有最终失败，也没有最终胜利，而是刚刚开始。这是千秋万代要进行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