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律师辩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对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审理中，律师辩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各方面的评价是肯定的、满意的。

　　审检人员异口同声称赞律师的辩护工作。审判人员认为，由律师提出辩护，有利于被告人，能促使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效果显著，反映好。他们认为这次辩护工作起到了提高审判质量的作用，说：“律师的态度严肃认真，反复修改辩护词，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也有促进。”“律师辩护保证案件公正审理，正确执行法律，互相制约，促使我们工作更慎重。”有的还说：“由检察人员起诉，经过律师辩护，定罪量刑的依据就更准确了。”例如，姚文元的辩护律师提出，起诉书指控姚文元犯有策动上海武装叛变的罪行不能成立，吴法宪的辩护律师提出吴法宪不应对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一罪行承担罪责，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在宣判后的一次报告中，曾谈到判决书实际上采纳了这两点辩护意见。他说：“对于指控姚文元煽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根据对证据的审查核实，证明他没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行为，与原来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出入，因而实事求是地把这一点否定了。再如，说林彪1967年通过吴法宪把他的儿子林立果安插到空军，是为了准备政变，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1969年，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也不能说是准备政变。那时，林彪才确定为接班人嘛。因此，法庭在判决书中没有采用这类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写法。”①

　　检察人员强调：律师出庭对提高办案质量有好处。他们说：“我们着重考虑揭露犯罪，律师从有利被告方面辩护，这样就全面了。”“律师的辩护对我们能起制约作用，对提高办案质量很有好处。”

　　旁听群众和社会上对律师的反映，总的说来也是好的。很多人认为:“对这样的被告人，律师还为他们辩护，体现了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有的说：“律师的辩护是实事求是的，不是演戏，不是走过场，辩护词有分析，有分寸，讲道理，很有说服力。”他们说律师的辩护，“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开创了好的先例，为今后律师辩护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许多群众反映，听了律师的辩护，对某些被告应如何判刑有了新的看法。例如，某理发店的理发员对顾客说：“江腾蛟参与谋杀毛主席，罪行太严重了，本该判死刑。听律师辩护，说得有道理，看来可以从轻一些。”

　　被告人对律师的辩护一般也是满意的。如律师为吴法宪辩护，提出了有利于他的情节，根据法律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他的罪责，并提出他认罪态度好，请法庭考虑从轻判处。吴法宪感动得哭了，他表示：“律师在法庭上为我辩护，我更相信会得到公正的判决了。”他再三表示：“知罪、认罪、服法。”江腾蛟听了律师的辩护后说：“我讲三天三夜也不如律师为我辩的4条有力，至于我的罪恶，那是很严重的。”李作鹏也一再表示，律师的辩护发言“说了公道话”，“是我的罪，我承认”。由此可见，律师的辩护确实起了积极作用。

　　从各方面的反映可以看出，律师的辩护起到了配合审判，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法制的作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二）思想不够解放，工作上还存在一些缺陷

　　尽管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已经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但由于人们的思想长期遭受禁锢，在粉碎“四人帮”不长的时间里，解放思想问题难于很快解决，因而“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邓小平语）。在辩护律师中，部分同志认为只要顺应中央意图，服从上面安排就够了，这种思想经过讨论虽被否定，但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它表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