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兼论东固革命领导群体的身份构成
2009-06-23 15:31:45
作者：何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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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领导群体发动革命的行为特点与优势
    但是，革命是不容易发动的。在国民党建立起城乡政权和武力清党反共的严酷形势下，中共党员个人的生命安全已经难以保障，发动一个地方的武装暴动就更是艰难。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与政党上层，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农民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在知识、见解、感受和目标追求上，都有很大的差别，要使革命很快得到农民的支持实非易事。但是，他们却能迅速地深入农村并发起武装暴动，其中的奥秘，就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优势及行事方式，更确切地说，就是他们对地方政治态势、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1、形成了一个由几部分人组成的中共县委、区委或中共党员主持的暴动委员会等组织群体，运用组织的平台和力量，动员群众，策划并发起革命。通观各次农村暴动，一个突出的共同现象是，每一个地方在暴动前，都组成了一个组织领导群体，这个群体，以返乡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由返乡骨干主导、在乡骨干参加（个别地方还有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军事人员）。萧华回忆说，兴国党的骨干多，特别是黄家煌、萧以佐、胡灿、陈奇涵、谢云龙等一批兴国革命的领导人，“他们在兴国来说都是有地位的革命知识分子，党的骨干力量”，从外地回到兴国领导革命，是兴国革命能够迅猛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16。这种情况，从方志敏、张世熙、罗贵波、赖传珠、邝任农、丘倜等人的记述中，也被证明是弋阳、横峰、万安、南康、赣县、寻乌、于都、信丰等各地暴动前的普遍特点。各地县委成为革命动员和革命行动的领导核心，通过组建下级组织，发展党员和动员农民，建立武装，形成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行为力的革命力量，使革命富有明确方向、灵活策略和向心引力，是各地暴动能够在敌强我弱态势下相继爆发的根本原因。形成领导核心和运用组织网络，无疑是农村领导群体发起革命时的最大优势和力量。
    2、熟悉乡情和为群众信仰，便于影响民众、组织革命的基本力量。熟悉乡情，且因其知识分子、军官或党政职务等身份，在地方上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而被群众信仰，为领导群体打开局面提供了便利。农村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制度，限制着农民越出他们所属的狭小地域，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和互相影响。因此，在外闯荡的知识分子回乡后，因其地位、见识、阅历而极具声望，在乡间“有很大的信仰”，备受农民群众崇敬和信任。“他们对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尊之为老师，尤其对共产党员，他们如遇到革命分子或共产党员住在他们家中时，他们就自动的嘱咐孩子们不要在外边胡说，因为这是革命的老师”○17。革命者因其特殊的身份为乡亲们所认同和信仰，占有人和之利；又因其熟悉乡情，在联络力量、组织民众、制定策略和指挥行动时，亦具地利之便。因此，他们也就比较充分地利用这一优势来开展工作。陈奇涵回忆说，八一起义后，他们潜回赣南，决定有地位的同志，如崇贤的徐戒初、谢云龙、徐声源，城岗区之余佛田、凌埔东、余石生，鼎龙区的张汉超，霸南区的陈奇涵，县政府的萧以儒，榔木乡的李藻、邹子邦等，掌握各种武装，准备暴动。他们甚至利用在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任职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等身份，掌握了兴国多个靖卫团。特别是，各地领导者都极端重视运用组织和个人的影响，一般都进行了半年及以上时间的秘密工作，团结和动员农民，组织秘密农会（其中也有的地方充分利用了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资源，恢复当时的农会组织），使之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样，在革命发起时，秘密农会的组织在赣南各地均有相当规模。地方革命者领导的暴动，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响应与参与，这与毛泽东等以军队实行武装起义后在沿途农村所遇到的情形，即冷冷清清、无人响应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毛泽东等从井冈山下山转战赣南、得到东固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接应时，是那样的高兴：正规军队与地方暴动队伍的最后会合，是成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
    3、利用宗族、亲戚和同乡关系动员群众、组织力量和发起暴动，是农村革命领导者们的一大行为特点，也是他们在领导革命时的一大独特优势。有研究注意到，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正是首先影响同姓子弟成为革命积极分子，再组织农民革命团的暴动主体力量，而最终实现弋横暴动、创建红军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这样的事实同样存在于江西其他地方。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东固一带是以附近之知识分子（系吉安南昌读书的学生）为基干，他们在外面加入共产党，受豪绅压迫跑回来，利用家族关系，以东固附近一带山林为基础向豪绅游击，因此东固之根据地只是共产党员可以在那里公开站足，豪绅不敢回来。对于不反对共产党之地主、富户，仍然是同志的待遇，安然无恙，红军的枪械是大部由他们拿钱买来才有基本的。”○18江西农村宗族关系普遍浓烈，如兴国的姓氏观念很浓厚，主要是萧、陈两姓很有势力，掌控着全县政治权力，由于革命者中多有两姓子弟，他们十分注意利用本族力量支持和发动革命，而两姓家长们包括一些地主富农，也因其子弟关系而不反对乃至掩护和参加革命，一些地主乡绅家庭甚至成为中共组织的秘密交通与办公机关的场所，不少家庭是两代人同时成为革命者。因此，萧华认为：“这种姓氏关系，有效地掩护了革命势力的生长与发展，致使兴国县党的组织，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破坏”。陈奇涵也指出：“当时为什么‘四大金刚’没有出头露面出来反对革命呢？因为他们有子弟在共产党里”○19。“许多地主富农子弟参加革命，作了革命的桥梁”以及利用宗族掩护革命，确实“在江西有很多的生动的史实”。特别是，宗亲和同乡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动员革命力量上，而且反映在暴动失败后革命力量的保护上。陈奇涵利用宗族、亲戚关系，使追缉他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扑空，罗贵波、易有珍在暴动失败后改名换姓外逃时，遇到当地民团的盘查被认出来，但民团并未把他们押送县城，“反而把我们俩放走了”。罗认为这是群众对中共有所认识，其实，乡亲的关系恐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敌对力量在与革命者们抗争时，往往也利用宗族关系。
    4、联络、团结和改造三点会，将其作为暴动的重要力量，也是革命者的一个重要的行为方式。赣南地区历来是三点会（又称洪江会）的重镇之一，各县会徒多为贫苦农民，他们以劫富济贫为号，自成武装，“在赣南各地占有大势力”，公开或暗中与统治当局对抗，是一支可以争取的武装力量。赣南暴动的领导们在组织革命力量时，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进而利用与其同乡、同学的关系，成功地联络和团结三点会参加革命。在兴国、永丰一带，陈奇涵、黄家煌、萧以佐等领导人亲自打入三点会，重点做三点会“十兄弟”即十首领的工作，对三点会进行改造和整顿，取得成功，三点会众成为暴动的重要武装力量。东固革命领导人赖经邦，则通过亲戚关系，亲自说服三点会首领段起凤加入革命，段随后成为江西红军第四团团长，为建立和巩固东固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于都革命领导者也根据当地三点会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主动与其协商，在保证其绝对服从领导的前提下，派李英等6位领导人参加三点会，并同他们的头目喝血酒，跪拜天地为誓，利用他们进行了暴动的准备。”因此，于都“‘三点会’的人都加入了农会”。安远、万安、寻乌等地也都发动了三点会众参加秘密农会和暴动。当时在江西省委的报告中，甚至出现不无夸大的记载，说“赣南几十万会匪整个的站到党的领导下面来与工农自发的斗争”○20。会党群众加入农会，在身份上发生了变化，但其一般具有的强悍、勇敢并因受会规约束而较有组织性等特点，依然保存下来，他们在革命兴起时多勇于冲锋陷阵，对暴动的发动所起作用十分明显。
    四、结语
    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说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第一，它深刻地表明，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支坚强有力的中坚力量。他们位处中层，与上层组织和下层民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在时局突变、方略转换的紧急时刻，所以能够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这样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社会文化多重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他们以出色的工作，保证了中共战略决策在农村的快速实施，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农村革命的发生，固然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地方领导群体的“起根发苗”作用显然处于主导的地位。第二，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以往地方革命在中共历史著述中常常被弱化为注脚。事实上，在土地革命发生时，一开始就同时存在中共领导的正规军队武装起义和农村武装暴动这样两种方式和力量，两种力量最后在农村汇合，形成政治、军事和社会资源的互补与聚合，而创建出农村革命根据地。因此，对地方革命及其领导群体，应当更有合适的认识和估价。第三，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多数又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这一事实说明，是先进理论、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在革命源起的诸因素中，不仅存在着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动因，而且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背景。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奇特作用，成为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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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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