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土地占有的不均和农民的极端贫困，是红色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近年来，随着研究环境的宽松尤其是学界研究的深入，上述陈说日益受到质疑。○1基于此，本文以东固革命○2为例，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和分析，力图再现当地革命爆发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场景，并试图剖析其兴起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吉泰盆地、生态环境、东固革命、地方中共知识分子

    一、暴动前吉泰盆地的生态环境
    从江西省政区图上看,东固地区位于赣省的中部偏南，隶属于吉安县，地处吉安、吉水、永丰、兴国、泰和五县交界山区，距离周边各县县城，均在百里以上。境内崇山峻岭，地势险要，交通极为不便。自清末江西巡抚修建一小段公路以来，新型的现代化公路建设事业并未向其他地区延伸拓展○3，地处山区的东固地区，则更是闭塞如旧。当地居民的进出口通道仅仅依靠五条羊肠小道，曲折迭宕地通向山外的世界，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是由“精苦勤干”的小商贩翻山越岭，蚁运而来，商品和信息的流通缓慢而艰难○4。
    好在大自然赐予了东固人民以优越的生存环境。据气象资料显示，东固年平均气温达17.3℃（江西全省为16.2℃～19.7℃），≥10℃积温为5365℃（吉安县为5823.5℃，江西全省为5044～6339℃），无霜期有250天（吉安县为278.4天，江西全省为241～304天），年降水量在1623毫米左右（吉安县为1457毫米，江西全省为1341.4～1939.4毫米）。○5东固是吉泰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盆地水源充足，土层较厚，土质肥美，传统社会以来，她就是江西省著名的商品粮基地。丰富的热量资源、充沛的降水量和肥沃的土壤，为以水稻为主的种植业和茶叶、油茶、油桐、毛竹、杉木等经济用材林木提供了茁壮成长的优良环境，也为当地农民的粮食供给和其它基本生活资源提供了充分的保障。革命领导人段起凤（1893-1930）的家庭生活可资说明。他是永丰县潭头乡芹菜坑丝茅坪村（与东固仅一岭之隔）人，是东固革命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的父亲段新宙是一位农村武术师，“家里没有一丘田，全靠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维持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仍将5个儿子、3个女儿养大成人；其中5个男孩均学了手艺。○6这一典型事例说明，在通常情况下，只要能够勤于劳作，哪怕完全佃耕别人的土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不致于陷入困境，其种族繁衍也不会成为突出问题。
    当然，东固地区及其邻近山区绝大部分山民还是过着物资贫乏的生活，生活的重担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负重的肩膀。大革命前的东固，有人口15000人，土地22000余亩，大部分田地都为豪绅地主所有，大多数农民都靠租种水田和茶山为生。○7据来自东固区西城村的调查，革命前全村原有28户人家，耕地1800余亩，其中2户地主占有1100余亩，占总数的61%；15户贫雇农仅占145亩，不到总数的8%；其它阶级成份11户，只占有少量的耕地，其余皆为豪绅地主把持的公田。东固大源坑人、暴动的主要组织人之一汪安国的回忆也证实：“在土地革命前，东固境内约有3200余户人家。大多是明末清初从福建、广东迁来的客籍人，除李、刘、汪等姓，比较集中居住在黄沙、东固、西城、大源等处外，其余是三五家、十多家不等分散而居，绝大部分是贫农、佃农、中农。他们租种富田王家、陂下胡家，以及东固徐、兰两姓和富农的土地耕种（在土地革命初期，东固只有富农之称，不称地主）”。○8西城村及东固土地占有不均的状况可能是整个吉泰盆地的普遍反映。吉安全县的情况大致是，7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占人口约10%的地主、富农手里，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贫雇农却只占有10%左右的土地。○9赣西南各县土地“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包括祠堂寺庙富农），特别是肥沃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而且农村一般的现象，是田少人多（只有少数山地的田比较多），大地主少小地主多”。○10土地占有的不均可能加重了某些农民谋生的艰难。这种艰难其一表现在地租上，其二表现在民间借贷上，其三表现在农民工资低下上。革命者当年的调查对此有充分的显示。赣西南各县“一般的租率是农民地主各半，有的地主得十分之六，还有一种铁租，不论收获如何要照额定数目交租，都是以农产品交租，一般的利率是二分半至三分，农村的富农放债还有十分或五分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地主富农故意积谷居奇高抬谷价闭粜等，这是农民觉得最痛苦的事情。工人的生活非常恶劣，长工每年最高工钱八十吊，有的三十吊或二十吊，短工每日二百至三百，工作时间一般的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般的待遇，长工是非常痛苦的，短工要比较好些。”○11汪安国则称，东固贫苦农民“在经济上受到地主的重利重租的剥削。”○12这种土地占有不均、地租负担、高利贷以及低工资等种种经济不平等现象可能成为革命的孕育因素之一。
    其实，当地农民不仅面临着传统社会以来一直就有的谋生压力，五口通商以后，他们还面临着近代工商经济大潮带来的机遇、挑战与风险。东固所属的吉安地扼赣江的中游，明清以来，她就是中国南北大通道上的一颗明珠。进入近代以后，尽管江西身处内地，吉安则是内地的内地，但是，与传统社会相比，她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与文化循着长江流域逐渐向赣省腹地延伸展拓，身为赣西政治、经济中心的吉安，清末民初时期呈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一切货物的出口入口都是这个地方”，并出现了“银行银楼等等的大商业”○13，“有美孚、亚细亚等油行”，“市面洋货、西药、纸烟非常充斥”。○14对此，当年的革命者有着切身的体察，他们描述：“在一九二九年前，赣西南的商业经济是发展的形势……吉安、赣州，都有很新的洋货店，仿照上海的模样，商店（如吉安之×强）街道门面，渐趋现代化（资本主义化）吉安新开了很多新式饭店，如中山大旅社，大陆饭店，以及原有之吉祥旅馆，等之改新，洋货店，绸缎铺，都是仿照上海汉口的式样渐渐改新，吉安附近比较大的县城市镇，如永新，永阳，横江渡一带，都是如此，几处很小的圩场（……）都有洋货”；工商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当地劳动力提供了众多的工作和出路，“赣州大商人大抵是广东佬，吉安则本地人为多，赣西各比较多大的县城（二等县域口）及大市镇，如永阳，阜田，永新，莲花一带，大半是吉安人为多，赣州亦有很多商人是吉安的，在湖南经商的江西老表，亦大半是吉安人”。○15浩浩荡荡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与工商业大潮在带给吉赣发展机会与繁荣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残酷的市场竞争和破产的高风险。洋油、洋货、西药、纸烟等的充斥，意味着市场上原有本土同类产品销售的萎缩，依赖制造或销售这些本土产品谋生的农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短时期内）能否适应？若有破产风险，又能否承受？可以预测的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意味着部分农民会应对失据，生存陷入困境。
    与阶级矛盾、经济不平等、市场竞争加剧和高风险并行的是错综复杂的姓氏、宗族等地方矛盾。受区域、交通、文化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江西公堂祠堂的土地特别多，公田的部分收获，往往用来救济“同族的贫人”，或“补助同族子弟读书”，因此，“农民的氏族观念，特别浓厚”。○16此种现象说明，上述姓氏、宗族的运作方式已经得到当地农民的高度认同。但是，姓氏与宗族的影响和作用远不至此，它的权力触角伸展到乡村社会的角角落落。与东固一山之隔的兴国县，此种现象堪称典型。崇贤暴动○17的亲历者李挺回忆说：“大革命前，崇贤乡的统治权都为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几个大族的族长（头人）所操纵，指派一些流氓、地痞、狗腿子，帮县衙门收缴捐税，摊派款项……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族长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常常挑拨和发起宗族之间的仇视和械斗”。○18不仅崇贤如此，兴国全县和赣南各县皆然。兴国早期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陈奇涵○19说：赣南“氏族社会的传统习气浓厚，规模宏大的宗祠到处林立。性情强悍好斗，每因发生个人纠纷都缠到氏族上来解决，调解不成，战祸即开”。○20另一革命亲历者肖华○21回忆：“那时，兴国的姓氏观念很浓厚，肖、陈两姓在兴国很有势力，兴国的伪商会会长历来都姓肖，伪县长来兴就任时都要拜过肖以钱。”○22上述不同革命者的回忆都揭示，宗族纵向或横向的权力网络几乎构成了乡村社会权力的核心，上至县政（如与县长联系密切）、下至基层行政（如收粮纳税等），乃至地方社群间的关系，无不如此；同时也揭示，无论是宗族权力掌控者间的“争权夺利”，还是纯粹族众的“个人纠纷”，都有可能引发社群间的“仇视和械斗”。暴动前的东固就广泛存在着这种社群间的歧视，汪安国回忆，“在土地革命前……外地的豪绅地主，侮辱东固的劳动人民为‘岭背佬’”。○23这种社群间的歧视可能进一步促使弱势群体（农民）为寻求生存“安全感”而产生对社群的高度认同。也许正因为如此，“农民的氏族观念，特别浓厚”就在情理之中。
    此外，“会匪”等民间秘密组织和洋教（基督教与天主教）也得到农民相当程度的认同。陈奇涵指出：赣南“秘密组织‘三点会’亦甚普遍”。○24另据当地人回忆，在永丰、东固、兴国一带有几股洪帮‘三点会’绿林武装力量。这种组织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干着“抢劫钱财”的营生，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他们除了抢劫富有人家的钱财之外，有时还会到一般农民家里行劫。参加者大多数是最苦最穷的山区农民，但有些比较富裕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也加入了“三点会”，“交五元钱了事，并不参加活动”。○25现实的农民不但入“会”，而且信“教”。如表1所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商大潮而来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洋教”已经遍布东固周边的吉安、吉水等5县；有的仅在县城设立教堂，传播福音，有的已经深入乡村，发展教民。农民信教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所指出，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26尽管各有各的目的，但洋教能给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问题的关键是，洋教这一外来权力在乡土中国的契入，势必造成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从而引发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群众的激烈冲突。1904年兴国县城群众闹教事件、1900年泰和县烧毁教堂事件○27等，就是典型明证。另外，作为政府和社会对立面的“会匪”等民间秘密组织的普遍存在，则无疑给复杂动荡的乡村社会进一步增添了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