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东固暴动中的地方中共领导知识分子简历

    注：1、根据下列资料编制整理而成；2、《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第194页记载高克念的出生年份为1905年，《吉安英烈》第475页记载为1903年，准确年份当作进一步考证。
    资料来源：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东固革命根据地专辑》第10辑，1989年印，第182-204；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吉安英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520、562页。

    东固暴动的发生除了上述国共分裂的驱动，以及中共地方组织的构建与扩张等因素外，还与东固暴动领导人的家仇私恨和个人前途等紧密相连。据赖经邦弟弟赖泽高的回忆，赖经邦和王初曦是涧东书院的同学，他们两人曾在学校厨房因争夺一把火铲而起打斗争端，王因平时就表现不好，而受校长记过扣分处分，一气之下弃学回家，从此，赖王二人结下私仇。○421927年春，赖经邦又组织九区农民协会撰写了《关于立即捉拿大恶霸王初曦的控告书》，列举王十大罪状，告到县政府；时吉安县长中共党员周庭藩接受控告，将王关进县狱一个多月○43，王赖矛盾进而加剧。吉安“八•六”事变后，王由吉安城赶回家乡，在富田设卡，准备捉拿赖和农协负责人；14日，赖由东固赴吉（途经富田），机警地发现情况有异才幸免于难。○44几十年下来，赖王已是势同水火，你死我活。假使说赖王主要是私仇的话，那么曾炳春、高克念则更多的是工作中树立的仇怨。1925年，曾炳春受聘到永阳小学任教，与周冕○45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遭到永阳“土豪”邓子英等的嫉恨；1927年初，在永阳下边村组织农民协会，又常常与当地曾姓“土豪”发生争执○46；出任吉安总工会秘书兼码头工会主席之后，则更是被推到了斗争与矛盾的前台。高克念也是如此，北伐军占领吉安后，他作为县农协的领导人，领导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在斗争中又将反对农协的“劣绅”曾伏苟捆送县政府，经批准后枪决；在赖经邦组织控告王的报告上，他“加了一些按语，把王初曦的罪恶事实予以补充，转送吉安县政府”；另外，应农民协会会员的要求，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江西省政府等呈文将水东“劣绅”、江西省水巡警察局民政科长麻蕙撤职，并将其押送吉安县审判。○47很明显，赖经邦由于成长时结下的私仇，在大革命中进一步发展为生死劫；而曾炳春、高克念则因在大革命时代走上地方政治舞台而积累了众多的矛盾，深处地方权力斗争的旋涡，也结下了生死仇怨。我们可以预测的是，即使新生的国民政府允许东固的中共地方知识分子“自新”求生，已经结怨的众多吉安地方“土豪”也决不会善罢甘休。在此情况下，不要说保持通过求学而获晋升的“士绅”地位与谋生之途，恐怕连区区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这与他们在大革命高潮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相比，相差又何止千倍万倍！
    1927年的夏秋之交，对于东固的中共地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段值得记忆的日子。在大革命低潮时的刀光剑影之中，他们一个个铩羽而归，所幸的是有惊无险，无一损亡。长期的求学和同窗生涯增进了他们的私人感情，而对革命理想（政治信仰）的追求和作为中共党员的斗争经历更增添了他们之间的组织情感，而今的人生挫折则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革命理想（政治信仰）和个人前途计，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汪安国等通过政党这一新型组织，将党的事业与个人的命运深深地扎根于家乡的乡土之中。继东固暴动之后，与东固具有类似经历的赣西南其他知识分子也先后发动了万安暴动、延福暴动、南康潭口暴动、于都里仁桥头暴动、兴国暴动、寻乌暴动、安福暴动等一系列暴动。
    对于东固的中共地方知识分子而言，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他们还不断地把东固革命模式（即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党政组织——中共政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均处于秘密状态，笔者注）复制、输出到周边山区。在北面，1928年初，东固安乐支部从富田花岩向吉水四十都、罗沅坑、水南、白沙一带开展活动，帮助地方秘密建立党小组；5月，白沙和水南相继举行暴动。在南面，1928年初，南龙党支部已向兴国枫边、西林等地开展工作，六渡支部已向兴国崇贤、大龙开展工作；4月，曾炳春受吉安县委委派到兴国冰心洞召开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布置革命工作；7月，在曾炳春领导的第7纵队的支援下，谢云龙领导了兴国崇贤暴动。在东面，赖经邦、段月泉、柏金吾、郭梅等先后赴永丰潭头、芹溪、罗坊、潭溪、沙溪等地组织农会或发展党组织，1928年春夏，上述各地均举行了暴动。在西面，东龙区委先后委派高克念、罗宗清、林国家、陈老克等人赴泰和中洞、桥市、潭溪一带帮助成立农会和赤卫队组织，革命影响波及泰和县的仁善、仙槎地区。○48当年参加上述暴动的革命者的回忆也纷纷表明，革命“是从东固发展来的”、是“到吉安东固接头搞起来的”○49；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也称：“水南、白沙均有了党的组织，是吉水东固区委发展过去的”○50。以上事实显示，东固革命的输出方式通常是在东固党组织的领导下，派出党员到周边地区帮助当地建立党、农民协会或赤卫队等组织，有时还需东固军事组织的积极配合。到1928年10月，东固区委（当年2月，中共东龙党支部升为东龙区委；10月，改为东固区委，刘经化任书记）下辖东固、富田、水南、白沙、崇贤、枫边、潭头、沙溪等20多个党支部。○51东固中共地方知识分子所开创的革命局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势。
    三、结  论
    吉泰盆地坐落于赣省中部，自然生态环境良好，这为当地农民的粮食供给和其它基本生活资源提供了充分保障。传统社会以来，土地占有不均、地租负担、高利贷以及低工资等种种经济不平等现象已经成为吉泰盆地社会生态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能够勤于劳作，哪怕完全佃耕别人的土地，尽管物质生活依然贫乏，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不致于陷入困境，其种族繁衍也不会成为突出问题。这意味着经济不平等和阶级矛盾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而至多只能在其它相关条件下构成革命兴起的原因之一。
    近代以来，吉泰盆地的社会生态环境趋于失衡。首先，浩浩荡荡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与工商业大潮在带给吉赣发展机会与繁荣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残酷的市场竞争和破产的高风险。依赖传统谋生方式的农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可能一时应对失据，生存陷入困境，进而可能对现存社会秩序产生不满，并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因子。其次，地方矛盾、宗族矛盾、姓氏矛盾、家仇私恨等多种社会矛盾逐渐汇集成社会不稳定的洪流○52，“洋教”的契入和“会匪”等民间秘密组织的普遍存在，则无疑给复杂动荡的乡村社会进一步增添了不稳定因素。再次，吉泰盆地的地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以及相当程度的失衡状态，都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府对之进行有效地整合。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以来，帝制的覆灭伴随着“中央权威”的丧失，中国进入了一个诸候称雄且连绵不已的时代；延续着传统管理职能和管理思维的县政府，不仅无法完成其整合任务，其行政行为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地方的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趋于失衡的吉泰盆地，恰在此时成为催生革命最好的温床。
    1924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利用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的有利时机，积极创造机会将党的基层组织深深地扎根于乡土之中，并大力吸纳吉泰盆地的知识青年；东固的不少知识分子则充分把握了时代赋予的机会，在地方权力舞台中崭露头角。1927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新型政党组织的分野为地方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在大革命党派斗争和地方权力争夺的刀光剑影之中，东固的地方中共知识分子一个个铩羽而归。长期的求学生涯和政治斗争中日益增进的私人与组织情感逐渐使他们形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政治斗争的挫折则把他们推到一个必须采取一致行动的关头。为革命理想（政治信仰）和个人前途计，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汪安国等终于采取了革命行动；社会生态趋于失衡的吉泰盆地，则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追随者或行动者，东固革命的风暴由此兴起，并得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