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东固周边五县近代洋教传播概况表

    注：1、吉安*栏分别为福音教和圣公会；2、教众人数统计年份不详。
    资料来源：吉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吉安县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720页；吉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吉水县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529页；江西永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丰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568页；兴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国县志》1986年印，第707页；泰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泰和县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56页。

    总之，清末民国以来，吉泰盆地的地方经济与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深层变动，并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失衡状态。这一切都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府对之进行有效地整合。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以来，帝制的覆灭也伴随着“中央权威”的丧失，中国进入了一个诸候称雄且连绵不已的时代；新兴的政党势力——国共两党旋即于1927年分道扬镳。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层变动深深影响着地方的政治环境。从1913到1928年，江西的主政者都是外省人，他们对江西地方建设毫无兴趣，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位子和钱袋子○28；尤其是20年代以来，“江西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主要的为蒋与反蒋的冲突，其次则为土著豪绅与外籍军阀的冲突。这两个冲突，普遍于江西全省”。○29具体到县政，则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县官象走马灯似的变换不停。如表2所示，民国前期，东固所属的吉安及吉水、永丰、兴国、泰和等县的县知事、县长等，每任任期长的如吉水县，不过16个多月，短的如吉安县，不到8个月，5县县长平均任期为10.6个月。在如此短的任期内，他们几乎不可能着力于地方建设，反而给地方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正如革命者所评述：“革命前的剥削状况……国民党军阀统治时代，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丝毫没有差别，捐税的种类，如厘金月捐，百货捐，烟酒捐，消防捐以至于人头税，牛捐猪捐老婆捐等，钱粮的预征，有三年到五年者。”○30延续着传统管理职能和管理思维的县政府，其行政行为，对于已经失衡的吉泰盆地社会，无异于火上加油。剩下的问题是，谁来点燃革命的星火？

表2: 民国前期东固周边五县县长任职年限概况表    单位：年；月；任

    注：根据下列所列资料编制而成。
    资料来源：《吉安县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851-852页；《吉水县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永丰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兴国县志》1986年印，第522-523页；《泰和县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页。

    二、地方中共知识分子与东固革命
    点燃革命星火的是赖经邦、曾炳春、高克念、刘经化、汪云从、汪安国等一批东固的地方中共知识分子，赣西南地区第一次武装暴动——东固暴动就是由他们领导和发动的。得益于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政策，这些东固山旮旯里的青年们早年接受了或多或少的“新学”教育，这可能增添了他们对山外精彩世界的向往；五四运动以后，这批年青人先后来到喧嚣繁荣的吉安，进入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吉安省立第六中学等学校求学深造（见表3）。其时，新文化运动以来形形色色的新思想、新主义，通过外出求学的“洋”学生不断地带到吉安，当地学子一方面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一方面积极地创办《吉光》、《血痕》、《平民》、《吉州学生》○31等刊物，开始尝试着用他们自己理解的、还不很成熟的新思想来解剖社会，揭露现实社会黑暗，主张改造并变革传统社会。1924年初，历经风霜的中国国民党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实现了“政治联姻”，开创了“大革命”时代，并通过组建新型的政党组织向全国渗透。当年2月，吉安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支部；1926年1月，中共吉安小组成立，同时吸收了20余名团员入党；3月，吉安小组升为中共吉安特支；4月，党员发展为42人。○32从现有资料看，赖经邦等东固知识分子并没有参加吉安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没有成为吉安最早的42名中共成员；其重要原因可能是，在中共吉安团、党组织初创时期，他们已经毕业并离开吉安城，到永和、永阳、东固等乡村小学执教谋生去了（见表3）。
    然而这一切在1926年下半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年9月，北伐军攻占吉安城，北上的革命洪流迅速淹没了吉泰盆地，也改变了赖经邦、曾炳春、高克念、汪安国等人的命运（见表3）。当月，经七师同学、吉安县教育局长梁明哲○33的介绍，赖经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县教育局巡视员，负责家乡纯化区（包括东固、富田一带）各学校的视察工作；同时，受组织派遣，利用回乡巡学的有利条件，到东固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此后不久，赖经邦在涧东书院○34发展了教师刘经化、汪云从和篾匠李会风为党员；1927年2月，他们和已在吉安入党的汪安国共5人组建了东固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并成立了九区农民协会。与赖一样，曾炳春和高克念也很可能是通过七师同学、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35的关系，得以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作为梁一清的助手，曾炳春出任吉安总工会秘书兼码头工会主席，积极协助梁领导工人运动，并于1927年上半年成为中共党员。高克念则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军到达吉安后出任吉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主任委员、县农协常委，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刚刚入党的汪安国，也在此时担任吉安县农协筹备处执行委员，兼赣西农运办事处筹备总干事，协助高开展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吉泰盆地的工农运动蓬勃高涨。
    上述东固知识分子，他们不再安心于乡村单调的教师生活，而是被革命政府的北伐行动所深深卷入，积极投身于地方新政府的筹建与行政，以及对地方社会有震撼力的工农运动。在此前后，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如果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合作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在新政府中大展所为；可惜的是，国共合作的小船不久就遭遇激流和暗礁。早在1927年3月，国民党右派势力先后在赣州、永丰制造了“三•六”惨案○36和“三•七”事变○37；当年春夏，上海和武汉国共分裂的风暴也侵袭到小小的吉安城。8月6日这一天，驻吉安国民政府军第八师师长朱世贵诱捕了吉安党政农商机关团体负责人，并于12日枪杀了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商民协会会长晏燃、人民自卫队队长钟翔钦等3人，城乡一时反共风起；此前，为应付紧急局势，中共江西区委先后将吉安几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转移到外地工作。○38血腥的屠杀对东固中共地方知识分子无疑是一次无情的打击，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革命的导师被无情杀害，革命的理想和事业瞬间幻灭！个人的政治前途乃至谋生之途又在何方？
    事实是，事变发生后，曾炳春、高克念、汪安国等已经被推上政治前台的中共党员不得不潜回家乡避难。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龟缩在东固，甘愿做一个别人瞧不起的‘岭背佬’怕死鬼，一条是举起革命的义旗，挺身而出，同周围的反动势力，特别是与富田的大土豪王初曦作你死我活的斗争”。○39热血沸腾的青年们选择了后者。在上级的指示下，1927年9月，赖经邦在敖上村段尉林家召集并主持了东固的12名中共党员○40会议，讨论恢复党和农协活动、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最后决定成立东龙（东固和南龙）党支部，赖亲任党支部书记，并着手开展各项决议工作。10月，在东龙党支部领导下，收集原九区农协保存的9条枪和赖经邦自佩的2支短枪，精选了二、三十名年轻的贫苦农民组建工农革命军，赖任队长；11月12日晚，赖经邦率领东固地方武装——工农革命军和群众100多人奔赴富田，捉拿富田大土豪王初曦○41；东固革命由此而起；11月底，东固农协重新成立，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汪云从、李会风等中共党员任农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