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仅是贫困并不必然发生革命。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多重社会文化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他们在时局突变的紧急时刻，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将中共战略转化为革命实践，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多数又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是先进理论、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

    在国民党突然以武力分共中断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进程后，受到惨重打击的中共迅速应对，在很短的时间内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很快实现了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转换。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中共上层的决策如何快速地深入到农村社会，并发展成为一场现实的农村革命运动？换言之，是一些什么人，如何承担了迅速将中共的理论和政策转化为革命实践的重任，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充当了桥梁和中介的角色，直接引发了农村地区的革命运动？以往的研究对此虽有涉及，但因多注重中共上层的思考与政策，故显得既不充分，也较零碎。○1
    从南昌八一起义起，几年内仅江西地区发生的农村武装起义（暴动）即达几十次，这成为江西形成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多块革命根据地的前期基础。而在农村起义的发动上，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与江西也有很大的相同性。因此，本文以江西农村革命的早期领导群体为例，分析这一群体在革命发起中的自身构成与行为特征，意在对前面提出的问题有所解答。
    一、农村革命领导群体的构成
    1927年秋冬开始，江西政治形势的根本特征，是出现国共两党激烈的流血斗争。一方面，已完全掌控城乡政权的国民党江西当局，相继组织清党委员会、“惩治共匪委员会”，“无时不以绝共为职志”，以军警力量对中共党员及进步青年进行残酷的杀戮，“白色恐怖严重的笼罩着全省”，袁玉冰等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相继被杀害。另一方面，中共江西组织接受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村暴动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实行土地革命，“所以自十月底起，星子暴动、德安暴动、修水暴动、珠湖暴动、马回岭暴动、于都暴动、信丰暴动、南康暴动、大埠暴动、吉水暴动，继续不断的爆发，直到去年二月底止。有名的万安农民三次暴动，直到现在还保存苏维埃的弋横暴动，都是这一时代。同时，朱毛红军，也就是在这时在赣西的宁冈、永新、遂川开始横行霸道了。”○2因为暴动的多发，故而当时竟称这一时期为“江西革命高潮时代”。转向农村的阶级与社会革命，由是勃然兴起。
    在国民党大规模流血镇压的背景下，革命运动能够如此迅速的起兴，究其原因，是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活跃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中坚群体，他们迅速果敢地组织、发动了暴动。我们以东固革命根据地的20人领导群体为例○3，结合其他地方的情况进行分析，可知这一群体的基本构成情况：

    第一，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当地或邻近地区的人，其中东固本地籍人7个，本县或邻县籍人11人，宁都县籍1人虽略远，但中间也仅隔了一个县。只有李韶九一人为湖南省籍，属暴动后被调派来从事军事工作（暴动后派入者还有李文林、金万邦等几人）。江西其他地方的暴动，直接领导人基本上为本县籍人，少数有上级组织派来的军事干部。
    第二，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外地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同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这在20人中多达17人，其中既有大学生，也有军校生，但以师范、中学学生占多数。这种现象，在江西其他暴动发起地方如出一辙。赣东北方志敏等的情况已多有研究，另如赣县大埠暴动领导人黄世秦、朱如红、彭学礼、谢家禧、赖传珠等，均为当地“比较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4；寻乌最早的党员及暴动领导人古柏、刘维轳、刘维锷、何家常、邝才诚、潘丽、王月庭等，“他们多数在广东读书时入党，并带回革命火种”○5。永新也有所谓“全县干部人才多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6的记载。在《江西英烈》所收录的120位江西土地革命领导人与骨干中，有大学生18人，军校学生9人，师范、中学学生39人，小学（含私塾学生）26人，即有92人是学生出身○7。可见，当地青年知识分子是早期革命的领导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