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此信迄今尚未见到全文，但从湘赣边特委向湖南省委报告中引用的内容来看，当为内容丰富的长篇指示信。
毛泽东为什么要化不小的篇幅来介绍东固根据地，主要目的是要求处在困难境地的湘赣边根据地参照和学习东固根据地的经验。毛泽东在介绍东固经验之前还有一段话，认为在全国或者一省总暴动以前，即革命形势大发展与革命高潮到来之前，苏维埃政权的形式与红军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毛泽东认为，在这样的总暴动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起毁败完了”。毛泽东认为，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地区失去了群众的支持，而归于失败。[4]
正是有感于上述湘赣边界各县“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割据”失败的教训，毛泽东通过对东固根据地的考察，两相比较，才得出结论：“东固则别另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秘密的”党组织、群众组织（以农会行使政权的机构）和红军“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由以保证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当时担任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建国后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克回忆说，他在到达东固以后，所见所闻与井冈山的“公开割据”完全不同，“既惊奇，又好感”，后来才了解到，“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据的武装斗争形式”[5]。
从1929年开始，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有所抬头并逐渐滋长起来。不少地方的党组织不顾主客观条件与敌人展开公开的又毫无胜利把握的斗争，致使革命遭到不少损失。毛泽东致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详尽介绍东固根据地依据实际情况创造的“秘密武装割据”，要求参照其经验而改变斗争策略，起到了十分及时而重要的作用。湘赣特委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前委致特委的一封信，指明边界工作应改变方式之理由颇痛切”[6]。湘赣特委为此专门召开各县及红军负责人扩大会议加以研究和贯彻，根据湘赣边界所处的困难以及“前委来信叙述赣南党所以大得发展的经验”，调整工作方针，决定“边界党的工作和政权的形式以及赤卫队的组织与意义应该改换面目”，决心打破单纯依赖军事势力的观念，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开展灵活多变的秘密的游击活动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7]
二 东固根据地“秘密武装割据”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前进基础
毛泽东之肯定与赞赏东固根据地的“秘密武装割据”，是从东固地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主观力量的实际出发，认为是一种最佳的农村割据方式，特别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为什么毛泽东对这种形式特别加以肯定，显然是从他在井冈山斗争的体验当中得到的结论。在他看来，在井冈山创造的根据地，是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在此期间，正是处在革命低潮时期，特别是当1928年底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时，“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8]。另外，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工农武装斗争由于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受到重大挫折，而党的六大正确方针的贯彻已是在1928年秋冬至1929年初。在这样的局势下，包括井冈山根据地在内的各农村根据地都受到了国民党武装进攻与经济封锁的打击，有的瓦解与消亡，存留下来的也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创造的井冈山根据地，尽管创造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也难于在“反革命最高潮”时再在井冈山立足而不得不转向赣南地区实行“围魏救赵”。而主要的原因，据毛泽东1929年3月20日在长汀给中央的报告说：“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9]
可见，在主客观条件不足的形势下，革命高潮尚远之时，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难以长久坚持，那些公开的小块红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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