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孙中山先生在西方工业社会向中国农业社会渗透时期,在中国社会制度剧烈变革时期,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发展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他坚持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民本立场,他捍卫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社稷观点,他继承了中国政治传统哲学的科学方法。我们必须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坚持自主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完善人民民主政治。
【关键词】孙中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发展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毕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11(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4月1日,中华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训令,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通令全国一体遵行。
孙中山勤奋好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主张批判性的汲取了先进的西方近现代文化、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分清其中的糟粕和精华。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是中国历史上中西合璧政治论著的光辉典范,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政治遗产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工业社会向中国农业社会渗透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制度剧烈变革的时期。在“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孙中山发展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一.孙中山坚持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民本立场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大特点,其出发点是以民为本,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主要观点在《尚书》(记载了从尧舜禹到秦穆公时期的历史故事)中依稀可见。民本思想成熟于春秋时期,是著名思想家老子的学说,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成《道德经》一书(又称《老子》),为后世所崇尚。
《道德经》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四十九章)。《荀子•王制》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老子》的民本立场来自上古推举制族盟社会,与古希腊贵族民主政治和卢梭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还要成熟很多。
《老子》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与现代世界民主思想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是惊人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合理性”标准让西方世界走了八百多年的弯路,才悟出了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标准领先于现代世界民主思想也不到两百年。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正确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早熟的文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认识方法是实事求是、换位思考、推已知物。中国古人认为“天人一体”,主张“替天行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人类文化的瑰宝,但国外一直有人怀疑《老子》民本立场的由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批评过“人类进步思想后起论”,大量列举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例证。
民本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都支持民本观点,只是侧重角度不同。道家学说是民本思想的旗帜,注重开启民智。与道家学说同时期的儒家学说也支持民本思想,倡导为民做主。后来的佛家学说也支持民本思想,期望良心发现。民本思想被西汉以后的儒家思想汲取,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哲学。
孙中山批判性的引进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创造性的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谋直接民权之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之全民政治,人民享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民生主义,防止劳资阶级之不平,求社会经济之调节,国营实业、平均地权、改革货币。防止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和对立,避免出现欧美革命带来的社会弊端。
孙中山主张对民本思想发扬光大,常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天下为公”,主张“民主共和”把政权公之于天下,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孙中山晚年对其“三民主义”思想作出了补充和修正,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和依靠农工”的三大政策,即“新三民主义”,是对民本思想的极致发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在遗嘱里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二.孙中山捍卫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社稷观点
社为土,稷为谷,社稷就是百姓在土地上种庄稼,享受劳动成果。社稷常与江山关联,江山就是领土,是一切财富之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古代农耕文明对领土的依赖性更强,所以江山与社稷基本上是同义词。江山社稷关联千家万户,社稷之福就是百姓之福,君王与朝廷的江山社稷越稳固,百姓生活就越安定、越富足。所以,历代仁人志士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
社稷本指国家,而非朝廷与君王,朝廷与君王只是国家政权的代表,不能等同于国家。国者,百姓之安居之所也;朝廷,执国权柄者也;君王,万民之主也。爱民,则可得国。残民,则必倾其朝。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世儒者口中侧重君王与朝廷,淡化国家,此乃舍本逐末之大谬也。必然导致政权旁落,改朝换代,殃及百姓。
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世界各民族中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也是最强烈的。孙中山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常说:“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孙中山以天下为己任,身体力行,领导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立誓“振兴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
孙中山所指的“民族”是中华民族。“中华”一词,始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源可溯自“中国诸华”。“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各族圣人的后代”。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
公元3—6世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向中原(西安周围,陕西关中、山西西南和河南西北部)汇聚,建立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意识。“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
历代专家学者一致认可,中华之“华”源于华山(秦岭山脉在陕西境内的奇峰),华山历来就有“华夏之根”、“中华圣山”之称。清代学者章太炎对此做了进一步考证,“华夏”、“中华”皆因西岳华山而得名。由于华山位于中国版图的最中央,又称“中华山”。到了近代,“民族”一词传入中国,中华山周边聚居的民族始称“中华山民族”,才正式有“中华民族”之说。孙中山先生由此说创立“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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