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刘志丹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2009年9月14日，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刘志丹、习仲勋早期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如下：

    一．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

    1928年4月，陕北特委在绥德成立，刘志丹、吉国祯、赵伯平、马明方、崔田夫等先后任书记或负责工作。先后辖府谷等13个县的大部或一部，领导人民闹革命，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1929年，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打入陕甘、陕北地区的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

    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创立南梁游击队。后与陕北游击支队(原晋西游击队等部改编)会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

    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宣传革命道理，摧毁封建政权。1932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省新正县（今正宁县）境内的寺村原、湫头原、五倾原、三嘉原及宁县盘克一带成立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创建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1932年5月，习仲勋带领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在耀县照金会见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指导员，到渭北开辟根据地，领导富平农民进行分粮斗争。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率领陕甘边党和红军开始在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创建照金根据地。1933年3月，习仲勋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11月，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建立了以南梁（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东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初，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任党团书记。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

    国民党政府曾经调集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围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但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的500多人，发展到5个团1000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1500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就有18个大队。

    1935年1月21日，刘志丹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及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仍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达成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西北军委和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各游击队领导人民群众经过半年多的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力量发展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至黄河的广大地区。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政权牢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二．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挽救了中国革命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我们党从极右走向极“左”，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白区内中共组织盲目暴动、轻意的频繁活动，无谓的暴露了自己，给国民党特务、警察以可逞之机。1933年，中共的城市工作开始塌台，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捕，绝大部分自首变节，相继引发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1935年后，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唯一继续保持着一定活力的组织系统，只有中共华北特科和平津的部分党组织了，其它都已瘫痪。

    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先后丧失了，毛泽东总结说：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苏区和红军都是毁在极“左”当局手里的。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而陕北风景独好，成为一枝独秀、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陕北这个特殊的地方风景独好，得益于刘志丹、习仲勋的群众路线思想，得益于陕北苏区的民主政治，得益正确的统战政策。在陕甘苏区建设问题上，刘志丹、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其它苏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对地方武装既联合又斗争，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使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却成燎原之势，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陕北红军救中央”这种说法基本是正确的，战争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唇齿相依、各路红军相辅相成，这正好体现了我们党整体协同、密切配合的优势。但“陕北救中央”之说，滋长了西北部分干部的骄傲情绪。习仲勋对此十分警惕，对大家说：毛主席说得好：“是陕北救了中央”，“也是中央救了陕北”，“陕北救了中央”之说，有宗派主义之嫌，会影响团结，不能再提了，“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其实，不论“陕北红军救中央”还是“中央红军救陕北”，只要不带有宗派主义偏向都是正确的。

    党中央落脚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的驻地，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辉煌。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军事理论、统战理论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由此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实就是刘志丹、习仲勋在陕甘苏区民主政治的继续，陕甘苏区政权模式是新中国政权的渊源和雏形。

    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革命老前辈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美国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在延安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是货真价实的”。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的枪毙”。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今天的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