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内战爆发,炮声给牵挂国家民族前途的善良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川滇黔的大后方作用消失,很快冷落下来,经济萧条。刘纯武经营的工业项目也都一个一个逐渐关闭,他担任公职的几县边区联防队也是时撤时复时有时无,这是刘纯武少有的事情不多比较闲的时期。此时他只要一有暇,就渡河到淋滩场河对面有许多橘子树的山坡去。淋滩场河对面是高耸的屏风似的悬崖,岩脚是比较陡而且贫瘠的荒坡,没人种植,更没有人居住。刘纯武在抗战时期买下这一片山坡,从四川白沙引来良种红袍柑和少量广柑,沿河四五里在洪水泛滥线以上种植了几百棵。他在那里修枝剪叶沤绿肥,中午就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弄饭吃,和看园的李师喝点小酒(李师与刘是几十年老友,刘调遵义工作告别淋滩时,特地嘱咐家人把他用的铜水烟袋送给老人),有时带着孩子,直到夕阳西下划船回家。经过他的抚育,这些树结出了又大又甜的红袍柑,船运到外地卖。这项引进还没推广开来便解放了,但它开了个头,五六十年代,赤水河中游尤其是土城一带大种柑橘是以此为发端。(可惜在淋滩,那些红袍柑树今天已经没有了,山坡也重归荒芜)
解放后才知道,淋滩所在的赤水七区的地下党支部在醒民乡(属四川古蔺地下党系统),书记是王国风,也就是前述组织红军伤病员建立党支部的人之一。王与刘纯武是亲戚,王是晚辈,他与刘纯武很早就有联系。
1949年4月淋滩高级小学进步青年教师刘富志组织学校师生开展罢课游行抗议等活动,响应国统区大城市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群众运动,当地国民党势力由对抗冲突进到威胁刘富志安全的地步,刘富志处境危险。刘纯武把他藏在自己的住宅,躲过最紧张的时期。
1949年秋,解放军进军西南,国民党当局准备杀害一些人,风声越来越紧。刘纯武派人把宋家通(红军伤病员地下党支书)连夜送到瓢儿滩河对面的烂湾陈家,陈与刘纯武关系很好,那里人很少而且可靠,宋在烂湾陈家躲藏两个多月,使宋得以安全地迎来解放。
解放前夕,刘纯武担心淋滩国家粮库几十万斤稻谷的安全,设法将粮库保护起来。他说“几十颗汗水才得一粒米”,一直保护到全国解放。1949年11月当解放大军路过淋滩时,刘纯武安排人开仓碾米供应。刘富志等进步青年组织群众烧茶烧水,敲锣打鼓欢迎大军过境。
大军过境后,旧政权垮台,新生政权尚未建立,地方成真空地带,国民党残余势力组织“救国军”一类土匪叛乱。古蔺(四川)、赤水、习水等县,1950年当时可以说遍地是土匪。大股的土匪匪众均在数千之多,还有若干小股。后来他们在新生政权建立后又围攻县城、区乡所在地,威胁着新生政权,形势相当紧张。中共醒民小天堂地下党支书王国风等人处境危险,王国风、冯明万来到刘纯武家借枪,刘纯武将左轮手抢两支送给王、冯二人。
1950年2月,赤水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刘纯武被遴选为代表。同年3月,刘纯武被任命土城区第一副区长(当时整个赤水县仅分为三个区,原六区七区合为土城区)。
在四川古蔺土匪——“救国军”叛乱时,当地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罗昭为避免家属受害,找到刘纯武帮助,把他的家属及亲戚一二十人(其中有党员七八人)送到淋滩避难。刘纯武安排食宿尽心保护,长达半年之久。罗的叔父病逝在淋滩,得到刘纯武帮助安排后事。
1950年下半年恢复七区建制,刘纯武被任命为赤水第七区区长。刘纯武在新生政权任职期间,正值“清匪反霸”时期,他几次亲自到土匪巢穴谈判,招抚了同民乡钱志刚匪部归降。仅招降同民乡这股匪就有128人,两处共收缴枪支两百多条。当时的同民乡乡长地下党员袁由钦后来回忆,那时去谈判是有危险的,刘纯武对袁等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冒险也要赴鸿门宴。去时,护送的一班解放军队伍只能留在远处,在钱志刚房舍对面的山上。只有刘纯武袁由钦等三人前往钱志刚匪部谈判【见《赤水河风云》之 1950年“9月10日”一节】。此外,他还亲自到马临乡罗洪西匪部谈判过。
1951年春,刘纯武调任遵义地区专署参事,同调任专署参事的还有五区区长袁卉畴。在赤水县城准备启程时,刘纯武又改调任赤水县任农场场长。当年冬,刘纯武在整风运动中被关押。送饭时夫人私问,看形势恐难幸免,要不要送什么东西来自裁,以免受辱及痛苦。他凛然回答:“大丈夫立世,去留当在明处”,不需要。他在押中编织草鞋,让家人卖来贴补家用,坦然度过数月。在家乡关押期间,他多受到当地民兵如刘崇恒等人的关照。1952年夏,刘纯武蒙冤罹难。
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说,我当年救了多少红军应该对我如何如何之类!
当初1950年的时候,古蔺赤水土匪叛乱很严重,土匪“救国军” 占据古蔺县城数月,几千匪众进攻赤水县的若干地区。在新生的人民政府立足未稳的困难时期,在相邻几个县都很有名望和影响的刘纯武站在人民站在共产党一边,出任人民政府要职,单以他的站位就是对共产党的支持,就对减少动乱、减少流血牺牲、减轻人民的灾难有重要的作用。淋滩也没有任何个人参加土匪作乱,包括任过官职的国民党员,以前的联防队人员等。他在任职期间,工作很有成绩。仅以他解放后的行为,刘纯武也有功于人民。在他完成历史使命后,就把他除掉,不符合革命的道义与道德,对于革命事业也有害。何况他给过地下党重要的帮助,何况他救护过陷于绝境可能遭遇杀戮的众多红军伤病员一条条人命。
当然这种情况在当年各地出现比较多,蒙冤蒙难的不少,不只是个人的遭遇。在当地,与刘纯武同一类型,在同一时期遭遇不幸的,还有他任土城区第一副区长时的第二副区长罗明尧(地下党员)、同调任专署参事的五区党领导人区长袁卉畴(自尽),……等,邻县习水情况也类似【见《习水县志》“吴国彬传”,吴为中共地下党员,1951年罹难,1985年平反】。几年之后,许多解放后任职的地下党员也被判刑劳改,七区的有刘纯武任区长时的副区长袁廷华(党七区领导人),干部冯明万(调县里任副局长)、王宗朝、袁尤钦……等,赤水其他几个区的地下党员也是同样。没有判刑的则在运动中受批判,处境不利。这种情况,不止赤水一地。
(七)
风雨三十年过后,历史进入新时期。1982年赤水城区许多老地下党员、老干部呼吁,应该为刘纯武平反,虽然土城以上地方在文革前就划到习水县去了。1984年初春,由于中共习水县委重视,刘纯武案复查工作开始进行。历经两年,终于查清事实真相,刘纯武冤案得以开始平反。1986年5月,中共习水县委【习发(1986)第21号】文件《结论刘纯武为民主人士》。同年冬,中共遵义地委统战部以遵地统发(1986)第12号文件《结论刘纯武为爱国民主人士》。1987年习水县法院改正了原判的错误。程序又回到赤水县,1988年赤水县委县政府下文,确定刘纯武平反后落实政策的具体事项。至此刘纯武三十多年冤案最终得昭雪。(在此之前,属地下党员的罗明尧、袁卉畴、袁廷华,冯明万、王宗朝、袁尤钦……等都已得到平反)。
当今赤水河上的上水船 (十点半(网名)摄 见《我爱遵义 论坛 行走在赤水河畔》)
此前习水县委统战部为了解当年刘纯武的各方面事实,用了很长时间调查,统战部长亲自带队访问了许多人,很多事是他们原来意想不到的。如在【习发(1986)第21号】文件中列举的刘纯武把没收奸商的粮食变卖后给地下党作经费等(这些当年很秘密的事连刘纯武的后人都不知道)。访问离休老干部罗昭时,罗昭谈及三十年前家属到刘纯武处避难受到悉心照顾和保护,流着泪动情地表达谢意,令统战部人员感动。他们访问所到之处,谈及刘纯武,评价都是正面的,普遍是赞扬声,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说在他们调查的案件中,对刘纯武的反映最好。
法院复查该案时也派员去调查,出发前他们以为刘纯武作为旧社会有势力的官员,肯定是吃喝嫖赌、腐败霸道。一调查才发现跟他们原来想象的相反,刘纯武在民间在老年人中口碑很好,不但不腐化,而且连旧社会很普通的应酬——打麻将吸鸦片都不沾,为人有传统的正派,有家庭教养。不但不仗势欺人,相反,看不得以强凌弱,常对弱者出手相助,平日也常救助穷人弱者。这些与三十年前的档案材料判若两人,与他们原来的设想大相径庭。他们还到乡下访问了当时尚健在的刘纯武夫人这位孀居几十年饱受冤案之苦的老人,他们感到了老人家的自尊与大度。离开刘家后他们对带路的人说:“没想到,这小地方还有这样水平的老太太,不简单”,流露出敬佩之意。
有一次县里来调查的时候,当地一些老人闻风拄杖赶来,要对县里来人诉说他们对刘春和父子的肯定,可是晚了一步,船已离开码头,刘崇富等人顿足叹息……!一个人,当他离开权力,离开人世几十年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公正的。
听到县里调查的这些情况,刘纯武后人回忆起自己在六七十年代为生计走四乡各地,当人家得知自己是刘纯武后人,马上态度就不一样了,人们一般会高眼相看,给予方便。老年人说你家两辈老人都好,办事公道。称赞他们的两辈老人与平常人、穷人亲近,乐于助人。有些老辈人对他们叙述,他们为柴山为土地被保长甲长欺负而受到刘春和父子为他们撑腰的事。这些回忆令刘纯武的儿女们很是感慨。
的确如县里调查的那样,在刘纯武的儿女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父亲赌钱的事,就是休闲也不打麻将,连当地很普遍的纸牌都不参与,更没有违背道德的事。偶尔下下象棋,也弹月琴但更少。见过他的诗词稿,不过是他年青读书时写的。他有空闲时从不坐着,而是做手工的事。他动手给马钉掌;磨刀剪、磨剃头刀,修理家具或家用的小物件;他曾经养鱼鹰、养‘水毛子’(可能是水獭)捉鱼;将建学堂的取土坑砌石后蓄水养鱼;建造一个由很大的水轮带动的水碾碾粮食(由于是灌溉用水,受水源限制,大多闲着)……,总之就是不停地做这做那。养蚕制种、蚕儿上山及管护、收茧、缫丝、作油绸,还有烧炭,要找他就得到这些地方。有炼铁厂时,他整天在厂里,除了炼铁就是搞房舍土建。工厂关闭后,他有空时做得最多的,是到赤水河对岸伺候那几百棵柑橘树等果树,一个个白天乐此不疲。总之,他总是不停地做各种劳动事,不像那些旧官场的人,他的志趣与众不同。
还要补充一点回忆,1950年初,刘纯武曾经对自己的孩子说:“共产党,我知道,是劳农主义”。 ‘劳农主义’是五四时期共产主义传入中国时的名词,意思是俄国十月革命奉行的主义,三十年后很少有人知晓了,但他还在用。联想到他曾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看来五四时期寻求中国出路的新思潮影响了他,他后来对红军对共产党很可能是从寻求中国出路来理解,与他救护红军伤病员有关。他冒着风险替刘湘辉寄信给彭德怀,可与此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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