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刘春和刘纯武几乎一生都在从事包括养殖业在内的工商业,一直重视家乡的经济建设。
持续时间最久的是养柞蚕和柞蚕茧的深加工手工业——制丝棉、缫丝、织绸、制作油绸。刘春和正是从这条路致富,又带动淋滩在清末民初成为蚕茧基地的。这些手工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不可考了,应该是在刘春和开始养柞蚕的光绪初年(1875年)以后不太久。最初制丝棉、缫丝,接着是织绸,制作油绸则可能是二十世纪的事了。
制作油绸,是将柞蚕丝织成之绸饱浸熬熟的热桐油,热的熟桐油浸入绸布缝隙包围在蚕丝周围,晾干后,熟桐油不再是流体态,也不是硬的固体,而近乎胶状。制成的油绸可折叠多次而胶状的桐油脂不硬不裂不断,不透水。相当于今天的塑料布而又比塑料布强度高而不裂,可使用很多次。油绸绵薄质软致密不透水,在过去没有橡胶布塑料布的年代,很受欢迎。又先将两幅长两米的绸缝成双人床单再油绸化,又名油单,可铺于湿地,尤其适用用于旅行外出时衣被行李包裹防水防潮,在那时独一无二,颇得青睐,客商争购作礼品。
油绸是当时淋滩的特产。据县志记载,民国十四(1925)年销重庆、上海、广州等地。民国十七(1928)年,重庆纺织品公司将淋滩油绸送巴黎参加国际纺织品展销会展销,获好评并颁发证书,时巴黎报刊及中国的《快日报》、《大公报》均有报道【注10】。之后产品销往香港、日本。(以上为县志记载。此外在刘纯武的儿女们的记忆中,年幼时听说在巴拿马博览会得奖,不过奖章在五十年代初被没收,时间久远,现在已无从查证记忆对错了)。
但那时没有专利制度,后人如今不知油绸的发明者是谁。但从刘春和几十年作丝绸加工、他又是思想深邃总在探索的人、而且当地盛产桐油常用桐油看来,很可能发明人就是刘春和。
柞蚕蚕种自己制备,但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河南买一回蚕种,去了多次,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后还去买过。虽然贵州离河南远,但几十年与河南都有联系,民国十几年还从河南请来技师指导柞蚕丝绸的织造。 据习水县志《刘春和传》记载,1928年,刘春和开办陶罐厂。生产家用陶器及酒缸,酒缸坚实美观,销县内外。
刘纯武在民国二十几(193?)年创办炼铁厂(两县县志有1933年、1935年、1937年三种记载),以木炭为燃料,高炉炼铁。在没有蒸汽机更没有电的条件下,用手工鼓风,鼓风机是一个由两人推拉的长约两三米直径约一尺八的活塞式大风箱,生铁日产量据县志载为1吨。当时的赤水县没有什么大工业,这样的工厂就算是大工厂了。高炉的红火照亮夜空,颇为壮观。后办起以生铁为原料的铸锅厂,生产厨房用锅。又生产盐锅,所铸盐锅直径约1公尺半,厚约3~4公分,销往四川自贡盐矿。炼铁带动了采矿、燃料、水运等行业的兴旺。炼铁厂开火后须日夜不停,用工较多。木炭矿石运输,更要许多人工。这就为当地人带来不少挣工钱的机会,在天旱年月,使许多人得以度过饥荒。过后若干年,还有老年人忆及,“丙子年天干,多亏铁厂,有活路干!”。
1937年,刘纯武办织布厂(与遵义人韩树成合办),并进行了一次技术改造,所织的布称为“六二布”。同年又办织袜厂。这些厂都办了几年,在四十年代初还存在。
炼铁厂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铸锅厂还要长一些。抗战胜利后,大后方冷清了下来,经济萧条,铁厂锅厂与很多工商业一样市场萎缩,都歇业了,淋滩的柞蚕业也渐渐消失。
刘春和刘纯武父子一项延续至今的贡献是甘蔗制糖。赤水河河谷中的气温较高,可生长甘蔗,但以前种的很少,算是果蔗。民国第二年(1913年),刘春和开始用自制的木压榨机榨取甘蔗汁制糖【注11】。压榨机的轧滚为硬木制,牛推磨盘似的推着它旋转,通过轮齿传动,带动平行的另一个轧滚也旋转,轧辊与甘蔗的摩擦力带动甘蔗挤过轧辊缝,甘蔗汁就榨出来了。再用铁锅熬制就得到红糖。这是淋滩制糖的最初探路。
使制糖成为产业,则是刘纯武在那个世纪的三十年代的作为。1938年,刘纯武派人前往四川内江学习,还请了那里的人来指导,将内江甘蔗引种到淋滩【见两县县志之“刘纯武传”】。新种甘蔗亩产量上万斤,而且蔗汁含糖量高,好的时候种甘蔗制红糖收入接近种稻收入的4倍以上光景。甘蔗耐旱,旱地种甘蔗增加收入就更多了,接近种粮的8~10倍。当时,一般一亩地粮食作物收获两三百斤,而种甘蔗制糖可以换回两三千斤。从此,淋滩人纷纷种甘蔗制红糖,一到冬天,压榨机转动的嘎嘎声连响许多天,到处都有一把火串烧几口锅的联通灶,制糖形成规模。至年关,家家有人将红糖人背马驮,近到几十里范围,远到温水、四川东溪、赶水、古蔺等地去卖。当年1斤红糖可换回1升(约7斤)粮食(就是六七十年代,仍然是1斤红糖的价值要买3斤大米),这一价值回馈,大大刺激淋滩甘蔗的发展。这样就开辟了淋滩甘蔗制糖这条路,淋滩成为当时黔北唯一的产糖基地。
从那时起,种蔗制糖在淋滩延续了70多年,到如今还在影响着淋滩人的生活,是许多人家几代的主要收入。虽然现在不少人外出发展,留在家的也是多种经营,但今天仍有约2/3的土地还在种植甘蔗。
抗战胜利前夕,刘纯武从四川内江请来技师刘清明生产“白糖”。据老人回忆,这种手工白糖颗粒细腻,滋润而有油性,味纯甜绵长,不似今日之白糖如干沙粒,味短。
全国解放后,政府从两广引进了如“箭楠”的良种甘蔗,亩产量进一步提高,当年淋滩糖厂职工刘国臣到北京出席全国劳模会时献礼的甘蔗是一株十几二十斤重的甘蔗。1962年柴油机带动的钢铁压榨机取代了自制的木榨机。由于那时糖供应紧张,1965年县里开始兴建淋滩糖厂,同年淋滩划归习水县管辖,1966年习水县淋滩糖厂扩建。甘蔗种植从淋滩扩展到全县河谷地区,初冬时节,赤水河中游沿河一带,全是一片绿葱葱的甘蔗林。1971年,现代化生产的国营糖厂在土城建成投产。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本地所有的洋糖厂土糖厂都先后关闭了,只有淋滩的个体土法制红糖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虽然淋滩红糖价格比外省来的红糖高,但它在制作中没有任何添加剂,口感好,而且容易融化,所以价格虽贵,仍有市场支持。今天,淋滩虽小却不一般,黔北只有淋滩这个小地方产甘蔗糖。
但是,种甘蔗制糖对淋滩人的最大意义还不是这些,不是经济,那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段历史。1959、1960年全国发生大饥荒,粮食被重视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农民生产的粮食被盯得死死的,那时全国农村开展的“反瞒产”,把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夺过精光,所以农村人饿死的最多。淋滩在那那饥饿的岁月,甘蔗活了不少人,不少人得免于死亡。因为甘蔗管得没有粮食那么严,它不是粮食。而且甘蔗收获期长,成熟后到收获完要几个月,人们可采食的时间长,从入冬持续到次年初春。兼以甘蔗食用方便,不需火烧水煮,这就成为淋滩人活命的一条路。许多家庭一到晚上,就偷偷地“偷”甘蔗吃。甘蔗虽是农民自己种的,但归集体公社,所以拿自己种的也是“偷”。由于大家心照不宣地在做,也就没有人去检举。但有些胆大的人就偷得多,胆小的人就偷得少,家庭出身不好人的就比较倒霉。可怜的是咬不动甘蔗的老年人。后来,淋难周围几十里的四邻农民也来“偷”,他们没有种甘蔗。那些人来得远,有隆兴的、土城青杠坡的,饥饿逼的人们到处搜寻能吃的,眼馋淋滩那大片茂密高大的甘蔗林。越到后来,外地来的就成群结队,有十几人、二十几人一伙结伴来的,成捆的甘蔗被拿走,简直有点像抢似的。淋滩人就在他们有些收获后便朝天鸣枪,也不忍心真的去追去打。那时的人啊饿着肚子也老实,一吓就跑走了。1960年,常有人来淋滩走亲戚,亲戚知道你没有什么可以招待的,他们其实就是为吃甘蔗而来,那嚼过的甘蔗渣还要带回去用碾子碾再磨子磨,弄成粉掺着吃。还有些人在淋滩没有亲戚,就来买甘蔗,因为不是粮食,生产队也敢卖给他们一些,赚点零钱。淋滩年底熬完糖后,各生产队都瞒产少上报私分。大饥荒过后,淋滩人饿死的比产粮地区少,尤其是比粮食主产区少很多,淋滩四邻农村有不少人也因此度过了难关,不知道当年刘纯武引种甘蔗可曾想到。今天复兴的中华准备着腾飞,不会再吃甘蔗渣了!那样的日子永远不再有了!中国人永远告别了饥饿!
冬季淋滩的一部分甘蔗田土(十点半(网名)摄 见《我爱遵义 论坛 行走在赤水河畔》)
网址http://bbs.zyol.gz.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124 照片中央是淋滩学校,浅绿色处都是甘蔗林,前部看不大清楚了,河边是淋滩码头。
回望往昔,在振兴家乡经济方面,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刘春和刘纯武父子在许多方面作过许多尝试探索。这是他们建设家乡,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之志的践行,因为经济收入是他们公益事业资金的来源。从清末直到抗战胜利,一个偏于贵州高原一隅的小乡场,工商业曾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有些商品生产在全县是唯一的,甚至有产品在全国都是唯一的而且在国际展会得奖,这的确是刘春和刘纯武家的荣誉,也是对他们后人的鞭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抗日战争中,我国工业较发达的省份沦陷,大后方人口急增而工业产品短缺,经济运行与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都遇到困难。此时刘纯武组织的铁、糖、纺织品等的生产,有助于缓解当时的困局,也有助于增加本地区贫民的收入,对抗战尽了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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