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接受人生的考验。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这是中央的决定。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兴冲冲来到红军卫生队所在地梅坑。她们都很兴奋，同时也很恐惧，她们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医院，更没有见过那个神秘笨重的X光机。但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她们忐忑不安地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平生头一次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陈碧英那时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可检查结果出来后，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原因是她的体重比标准差一斤，加上她当时怀有身孕，长途跋涉肯定于她不利，所以让她留下。可她怎么舍得和自己的丈夫分离呢？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哭着央求自己的丈夫去说说情，可时任中央工作团团长的董必武却要求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黄长姣，也以为自己一定随大部队前进的，检查完身体后回到驻地就开始收拾行李。突然，她接到通知说让她留下来。“为什么？”她大惑不解。原来，她也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作为一个女人，她该为自己怀孕欣喜，但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女红军战士，她此刻后悔不已，然而她只能无奈地服从中央的安排。

    贺子珍的亲妹妹贺怡，本来也是要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的，但他的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她也便留在瑞金打起了游击。这一留，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有想跟着大部队走的，也有想留下来的。邓颖超就是一个。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营养严重不足，她正患着在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结核病。此时，她精通中医的母亲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苏区陪伴唯一的爱女。

    那时，真正执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是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为“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很清楚组织上会让自己跟随部队一起行动，但大病未愈的她顾全大局，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病给组织上和他人造成任何麻烦。她恳求丈夫：“恩来，我还是留下来吧。我的病还是这样子，怎么和部队一起行动呢？留在苏区不是一样干革命吗？更何况妈妈也在这里，我们还能互相照顾的。”

    周恩来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知道这次转移不是简单的与敌人周旋，尽管“三人团”商议的只是打算将红军转移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作为部队的高级领导人，部队真正要走多远，当时还是个谜，即使面对妻子，他也难以说出确切的答案。他只是对妻子说：“小超，谁走谁留是经过中央小组认真讨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至于妈妈，我们也只好请留下来的同志帮助照顾她老人家了。”

    这批女红军很快被集中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一间内设两排通铺的房子里，开始接受紧张的军事训练。每天天刚亮，她们便在急促的哨音中起床出操，除了接受射击、队列和刺杀等军事训练外，还要学习战地救护、包扎、政治宣传、抬运伤员等常识。训练期间，钟月林也险些被刷下去。

    来这里集训前，钟月林在中央妇女部工作。李维汉把她的名字列入随队行动的名单后问她：“小钟，这次行动可能很苦，你能挺得住吗?”

    钟月林当然知道未来的道路充满了危险和荆棘，她也预感到这次重大的行动将影响她一生的命运。她坚定地回答：“再苦，再险，我也跟定了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