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从来没有哪一支军队像红四方面军那样拥有众多的女兵，最多时达3000多人。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原在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1932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转战至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创建了以此为中心的川陕新苏区。1934年4月，红四方面军专门成立了有12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独立团。1935年2月，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师，由张琴秋任师长，全师多达2500多人。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1936年，经过艰苦的长征，独立师又缩编为独立团，人数减至1000余人。

    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新剧团、妇女独立团、省委妇女部和妇女学校等部门中，担负着保卫机关、制作被服、运输物资弹药、医治伤病员、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培养妇女干部等多项工作。后来，他们曾将红军女战士编为一个中外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妇女独立师参加长征。许多人都是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倍受艰辛。

    时至今日，了解军史的人们依然能叫出她们中许多人的名字：张琴秋、曾广澜、陶万荣、林月琴、王泽南、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杨文局、吴朝祥、华全双、李开芬、陈真仁、刘坚、蒲文清、杨林、苟贵英、林江、李健、刘伯兴、彭玉菇、赵明英、侯守玉、马正英、胡玉兰、何福祥、张怀碧、赵应兰、阎桂明、赵兰英、刘桂兰、何翠华、詹应香、廖赤见、刘立清、郭长春、张明秀、吴顺英、张萍、史群英、张苏、杨磊、何炽、王顺洪、侯正芳、姜萍、李敏、孟瑜、卢桂秀、张正富、张茶清、李开英、李文英、贾德福、罗林、王学荣、王学农、朱映明、马桂花、阎桂秀、彭仲美、周时清、张世秀、张传玉、刘照林、潘家珍、李玉南、邬先碧、蒲秀英、郑庭玉、苏桂英、吴国秀、王子俊、王大英、李保珍、李秀英、宋学珍、孙桂英、李山仁、杨玉花等。

    当我们沿着时光的隧道回到60多年前的南部中国，回到这些红军女战士花季般美好的年龄，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她们最初的起点。

    这些出身贫苦农家的女孩子大都是在1933年11月到1934年9月间，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战役胜利后，随着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走进红军行列的。这些原来分散在川陕各县的妇女干部组成“妇女运输队”，每个人要背4支步枪、一箱迫击炮弹，穿荆棘、攀陡崖，为部队抢运物资弹药。久而久之，就组建了妇女独立团，从团长到号兵，全部是清一色的女战士。此外，总供给部下属的妇女工兵营、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运输队，总政治部下属的新剧团和各军、师的宣传队，都有许许多多英勇能干的红军女战士。

    长征初期，女红军们并不知道这次远行对她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更不曾想过将会有那么多的屈辱和灾难在未来的征途中等待着她们。

    当时，由于通讯联络十分困难，红四方面军根本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长征，他们同中央红军曾有些断断续续的联系，后来就中断了。直到1935年1月22日，张国焘才收到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通报，指示他们：“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电报还明确指示红四方面军：“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