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起义的有关史料,阅读了大量的古籍,查阅了各种正史、野史、地方志和明清人的文集,并把搜集到的材料分门别类地摘抄成2万余张资料卡片,但未着手写作。
上海解放后,姚雪垠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受到很大启发。《李自成》的创作思路和方法,深受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问题论述的影响,既体现了毛泽东所论述的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同时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中有关论述的进一步发挥。姚雪垠曾经强调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李自成》;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这个旧社会来的小说作家新的艺术生命。解放前我之所以对写《李自成》空有兴趣而未着手写作,不仅因为没有生活保证,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驾驭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他对历史资料有了重新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李自成》的主题思想。姚雪垠说,《李自成》的创作意图便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般规律”。这无疑是毛泽东关于李自成的论述在文学作品中生动的表述形式。
1957年,姚雪垠开始着手撰写《李自成》,6年后该书第一卷得以出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白话历史小说,它一经出版就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热烈的反响。初版的30万册很快被抢购一空,再版的2万多册也在许多地方脱销。《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为感谢毛泽东的关怀和肯定,姚雪垠拿着样书,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邮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完《李自成》第一卷后,便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既深入了历史,又跳出了历史,是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当中,毛泽东将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南局代理书记的王任重叫到身边,特意嘱咐他:“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当时姚雪垠并无写作五卷本《李自成》的完整计划,毛泽东认为此书仅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王任重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武汉市委立即采取了有效保护措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姚雪垠也未能例外。当“造反派”逼着他承认《李自成》是大毒草时,他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有一天,造反派闯进他的家,他非常害怕那些写《李自成》的参考书籍、资料、笔记、卡片被抄去。那样的话,《李自成》的写作就很难继续下去,他大半生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那些资料造反派竟然没有动。对此,姚雪垠心中一直迷惑不解。直到1977年王任重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他才知道毛泽东下指示要对他进行保护的事情。由于毛泽东的保护,姚雪垠的那些图书、资料、卡片才没有被抄走,他这个“极右”分子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毛泽东的保护,给姚雪垠继续创作提供了条件。
《李自成》的第二卷大部分初稿是1965年以前写的,小部分是1972年以后补写的。初稿全部完成后,他又用一年多时间,对全部第二卷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由于“四人帮”把持文坛,指定了一些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创作规律”,《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及三至五卷的写作受到严重干扰。
1975年10月,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的写作工作,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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