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他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初稿完成后又六易其稿，终于在1930年12月将该书定稿，但一直未能出版。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共40回，约34.8万字，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20世纪40年代初，此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很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让秘书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

　　李健侯虽然把李自成当作一个英雄来称颂，但从语言、结构到主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历史小说的窠臼。例如，第一回的回目便叫做“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处仍然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情节生动，故事动人。但在其铺叙、描写和议论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性，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只得以“胜者为王败者贼”来叹息李自成的命运。

　　毛泽东看到《永昌演义》书稿后，其兴奋的心情不言自明。毛泽东之所以欣赏《永昌演义》，主要和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有关。此小说以李自成起义为内容，这正是毛泽东非常感兴趣的。毛泽东对此曾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在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他非常注意总结和借鉴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其中尤其是李自成起义的经验教训，更是经常提及。

　　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李鼎铭。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李健侯多年的苦心经营表示赞赏，并热情地邀请李健侯来延安一游。毛泽东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即作者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却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的根源与意义进行分析，“此书赞美李自成的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2000年来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在信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此书的修改意见：“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李鼎铭把此封信转到李健侯手里。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解放后，毛泽东提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建议其继续修改《永昌演义》。遗憾的是，书稿修改未成而作者在1950年去世。虽然李健侯未能按毛泽东的意见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工作（1984年，该书经点注后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毛泽东的意见对后来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支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字汉英，1910年出生于河南邓县，我国当代著名作家。1929年，他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1938年春，他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差半车麦秸》，引起很大反响。抗战期间，他在重庆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作研究部任副部长，专事创作。

　　姚雪垠最早接触李自成的资料是在1941年。明末农民大起义这段历史引起了他的创作冲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开始收集明末农